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日常生活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

作为西方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他们从最初的经济批判发展到大众文化批判;由最初的激进思想批判转变为温和的思想探索。其中日常生活批判是他们理论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驿站。     

日常生活审美化：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表述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话题,但是避开论争的锋芒,双方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实际上隐含着某种共识,即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代中国其实有一个适用范围--它是中产阶层大众文化表述自身意识形态属性和实现自身社会政治功能的一种方式.具体来说,提高日常生活质量和对日常生活进行符号化消费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带给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相应地,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它既改善了、美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大众文化语境下艺术装饰性的反思

在艺术史评价体系中,装饰性常常具有贬义色彩。它意指肤浅、依附性和缺乏个性。但在众多现代艺术大师的创作实践中,我们看到装饰性逐渐成为艺术自律性的实现手段,以此扭转三维透视的艺术传统。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装饰性更以其平面性、直观性特征掀起一场身体化、感官化的视觉观看革命,以此抵制旧有的精英主义审美体验。这一悖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使人们经由艺术反思生活蕴含的深刻哲理,另一方面也使艺术在放弃精英姿态与坚持精神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当代大众文化整合中知识分子与乌托邦的交锋

大众文化的崛起某种程度上温润着当代乌托邦精神,但与此同时,其又会产生吞没乌托邦维度的同一化机制,其在思想殖民时代经由知识分子的带动,可以作为一种既是支配又是反机械性的文化存在状态,其不仅不会只作为一种可供即时消费的文化形态,也不会演变成一种具有倒退和辩护特性的意识形态。吸纳了乌托邦精神元素的大众文化会重新对新型的文化消费品进行定义,使得原有的理论误判得到恰当的限制。知识分子在文化冷漠时代的抗争是其在寻求精神的突围过程中完成的一种作为公共人的角色存在,以其特有的责任和义务,推动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普及。     

大众文化批判与大众文化创新

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及其批判的研究经久不衰。然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除了学理阐释、认知之外,还应通过这种批判促进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大众文化批判不仅应关注解构层面,关注建构层面的创新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的应有之义。大众文化发展至今需要发展和创新。对大众文化的超越、增强文化的批判功能、增进大众文化的文化自觉与自律等是实现大众文化的创新重要路径。     

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比较典型的范式,即批判理论范式、现代化理论范式与"新左派"理论范式.批判理论范式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它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中国语境意识与具体历史意识,其大众文化批判从而流于抽象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判;现代化理论范式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其最大特色在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社会历史转型中来认识并评价大众文化,肯定其政治意义;"新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同样对大众文化持激进批判态度,但是其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大众文化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这三种范式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劣,应该在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的互补.     

对大众文化消极功能的再认识——大众与大众文化关系的探讨

大众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在我国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其消极功能的存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批判。本文从这些批判的关键点入手,通过对我国大众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分析,剖析了大众文化和大众的关系,指出大众是大众文化的主体,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其素质水平决定着大众文化质量的高低。因此,消除大众文化的消极功能的根本途径只能是通过教育提高大众的整体素质。     

大众文化与道德教育的困境

大众文化以其绝对的优势销蚀着道德生活以及道德教育的意义,并在这个过程中瓦解着人们对可能生活的终极意义的追寻,从而失去了道德精神和信念,失去了对德性品质的培养。文章在对以娱乐和消费为主要特质的大众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对道德生活与道德教育的冲击和挑战。     

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转向

近年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作为当代中国文艺学和美学"文化研究转向"的一次尝试,应当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其中媒体的参与对于论争本身的普及化功不可没,而西方理论的引入和质疑话语蜂起,也使它不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的"审美文化"话题.但是,即便今天回顾这场余波未消的论争,可以发现个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撇开传统,奢谈创新,是不是终将成为镜花水月一类东西?     

王朔与大众文化

王朔刚登上文坛时,大众文化还没有在中国生成,因此他在创作上没有作为。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塑造的“痞子”形象是在文化领域带有革命色彩的人物,他偶然担当了中国大众文化在生成期的代言人。王朔介入影视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出现错误。王朔90年代由大众文化英雄沦为媒体小丑。     

大众文化生态与后先锋的突围--对新生代小说生成语境的考察

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转型密切相联,并形成自身特色.新生代(即后先锋)小说的出现,不仅是对传统小说和前先锋小说兼收并蓄的结果,而且深受90年代大众文化的影响.文章着重对这种影响及后先锋的突围努力作了深入探讨.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转向主要是指以鲍德里亚、杰姆逊等后现代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相较于早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来说,在内容和价值评价上都体现了一种后现代的转向.虽然后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重新关注人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关注人在接受后现代传媒时所具有的主体抵抗意识,显示了现今文化研究的建设性意义.但由于后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自身存在的理论局限性,显示了日渐式微的理论批判性.     

试论我国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传媒与文化有密切关系 ,我国大众传媒的兴盛是大众文化兴起的主要缘由。大众传媒承载并传播了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二者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即构成了我国多元化的文化格局 ,又使传媒和文化得到了延伸和发展     

微信分享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随着"微时代"的到来,"微媒介个体"和"普通日常生活"成为微文化的两个面向。微信分享是一种自我建构行为,用户通过分享的"作品"期望好友欣赏、接受来建构自我形象,从而实现想象和现实两个层面的交互。用户借助微信与好友的共时互动实现审美愉悦与社交实用功能的统一,与艺术"类而不同"构成微信分享审美的内在结构。通过微信分享塑造的自我形象既具有审美的普遍性,又指向现实个体。微信分享不能放在费瑟斯通带有精英色彩的日常生活美学框架中来阐释,它是偏向于社会大众个体普通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底层与大众文化

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晚近文论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可能意味着当代文论又一次转折的开始.我们的对话<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参与了这场刚刚开始的讨论,尝试提出一系列问题,引起的批评意见分歧多样,许多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本笔谈试图对以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底层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底层的自我表述及其公共化;现代性话语谱系中的底层问题;消费意识形态对底层想象的冲击;<诗经>中的底层文学表述.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20世纪西方文学

随着大众传播媒体的诞生而崛起的大众文化构成了对２０世纪西方文学的挑战。为了应付这一挑战,西方文学在实践上选择了大众传播媒介难以与之竞争的表现形式和主题,在理论上顺应西方学术思潮的语言学转向,确立了文本在审美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与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理想的相背离,是西方文学作出这一选择的社会历史根源。     

大众文化的本质

中西方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与西方语境中的大众文化的根本不同,并由此建构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本质的基本框架:受众的大众性,功能的实用性,日常生活性,娱乐消遣性。     

香港与内地:大众文化透视

香港与内地的大众文化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的表现，但都同时存在不可忽视的享乐主义倾向。然而只要充分发挥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香港大众文化与内地大众文化的优势互补，随着香港回归带来的双方交流的更加密切，香港与内地的大众文化一定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共造中国大众文化的辉煌     

大众文化中的情爱错觉

本文从具体地阐述大众文化的由来及其特性入手 ,去系统地分析大众传媒、通俗文学以及时尚等因素对于现代情爱的影响和作用。本文通过剖析大众文化的两重性 ,论证了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仍然需要个体主观上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及其精神需求层次。本文批评了大众文化中情爱价值取向的平庸和肤浅 ,并且着重指出当代情爱的物化和性爱的技术化倾向与无主题、无思想的大众文化赝品构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审美文化和大众文化审美化

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整体文化系统中两者不存在绝对的分界,因此一些人将这两者相混淆,尤其在大众文化日益审美化的状况中,更易产生误解。实质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认清这种区别,对强化审美文化和促进整体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