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官僚制视域下传统官德实践困境及启示

君主官僚制视域下传统官德以各学说人性论作为伦理基础,并主要通过官员选拔、奖贤惩佞等方式塑造。官德教条在实践中受君主专断权力、官僚组织集体行动及官员个体道德辩护的三重约束。官员德行堕落导致爱民、养民的民本治国理念退化为弃民、虐民。这既违背了君主官僚制的设计初衷,也无法满足其谋求的治理结果。新时代官德建设应通过制度性政治权威塑造官员理想信念、优化党组织运作机制化解官僚组织反道德倾向、以党性涵养拉动官员职业道德修炼等,多方并举、共同施策。     

北宋前期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力运作

北宋元丰改制以前,宋廷以"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即中央政府,主管全国的民政事务,与主管军政的枢密院,号称"二府"。"中书门下"以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为正副长官,在国家政务决策与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宋朝政令颁行制度的建立与不断规范,中书宰辅的权力得到制约,然而,由于宰辅员任、个性、工作态度及与皇帝亲疏关系的不同,某些宰辅不断突破制度约束,在制敕文书的起草、颁降过程中试图掌握主动权,并直接运用堂帖、札子等处理政务,以此扩充中书宰辅的权力及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政令运行的实际曲线。     

论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语言信息沟通

我国历史上的君主纳谏和大臣向君主进谏 ,大体上符合现代语言信息沟通活动的基本特征。即以语言 (或书面奏疏 )作为媒介载体 ,在君臣之间传递信息 ,使得君臣增进相互了解 ,并协调行动 ,最终达到政令上下的畅通和治理国家的目标。唐太宗是我国古代一位以善于纳谏从谏而闻名于世的开明君主 ,他对语言信息沟通运用的艺术表现在 :(一 )建立全方位的语言信息沟通 ,(二 )清除语言信息沟通的障碍 ,(三 )加强语言信息沟通的制度性措施。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政治伦理缺陷及其后果

秦王朝短命而亡固然有其执政理念、政策体系及六国残余势力等的影响，但它所建构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上存在的缺陷在根本上是难辞其咎的。皇帝制度建构起来以后，秦王朝仍然延续了无限尊崇圣人的理念，并因圣王合一的特点而将帝王摆在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上，使其能够以圣人之禀赋而率性而为，奉行霸道政治伦理，虽以圣王自居，以救世自命，但在实践中却已是政令日非，民生愈艰，终至于不亡不止。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并非皇帝制度体系的缺陷所致，而是皇帝制度体系在政令制定及政策运营的伦理指导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所致。     

西汉持节制度考

汉节在汉代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持节者可以代表皇帝,权力甚大.汉代"节"形状应从周代的"旌节"发展而来,但却保留了周代使节代表君权的政治意义.汉代"节"只有皇帝才能设立,称为"汉节",诸侯国或地方政权没有权力设"节"."节"上旄的颜色,秦汉时期有着变化过程.秦代为黑色,西汉初期为赤色,汉武帝时第一个旄节改为黄色,刘贺时将黄旄改为赤色,汉宣帝时又恢复为黄色.西汉持节行事在政治生活中频繁发生,除了持节护卫皇帝、代表皇帝处理一般政务外,持节行事的主要目的和作用表现在处理重大政治事件、出使少数民族及周边诸国、主持重大礼仪活动、丧葬中持节视丧、从事巫术等神秘活动、巡行天下,安抚百姓等方面.汉代持节者多集中于三公、九卿,其他官员持节者较少,其中又以九卿中光禄勋数量最多,或许与皇帝关系密切有关.     

宋代邸报的“禁区”及其官员与邸报之关系

宋朝皇帝及中央机构颁布的政令一般是通过进奏院下发到全国各地,由进奏院官吏统一编辑发行的邸报类似现代意义的中央机关报。通常情况下,邸报刊登的内容不仅要受到相关主管机构的严格审查,而且朝廷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给邸报设置诸多“禁区”,如边防军事情报、臣僚的章疏、“灾异之事”,等等。尽管如此,邸报仍然是各地官员了解外部世界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地方官吏洞悉朝廷政治走向和官员之间相互联络感情的重要载体。     

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

以文书御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书的变化经常与政治的变化相适应。堂帖是适应中晚唐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类型,历经五代、两宋,堂帖也经历了向中书札子、省札的演变。这种演变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以及君主权力对日常行政事务的日益渗透;但经由对这些文书实际运作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制依然具有较为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君主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     

两京巡幸与京洛唐诗之路

京洛唐诗之路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诗路之一,与其他诗路相比,这条诗路的政治性更强。唐代两京制的实行,使得洛阳一度跃居于与长安一样的政治地位,初盛唐的多位皇帝频繁地往来长安、洛阳。皇帝两京巡幸的路线大体与两京驿道走向一致,不过因驻辇长春宫改道同州,开拓了京洛唐诗之路的路线版图。巡幸促进了诗歌的创作,在京洛唐诗之路上,皇帝与扈从官员留下了纪行、咏怀、怀古等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政治性较强,是京洛唐诗之路的宝贵成果。     

浅析日本天皇制与中国皇帝制

浅析日本天皇制与中国皇帝制孙光礼日本天皇制和中国皇帝制是中日两国历史上表现出的两种君主制度形式，下面就其形成发展作一浅析。一、日本“天皇”称号由来及“天皇制”的形成与发展五世纪大和国基本完成统一，到六世纪末推古朝实行社会革新前，随着国家形态的日趋成熟...     

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从两篇“万言书”看北宋奏议文的艺术感染力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与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是北宋重要的奏议文献,更是具备一定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王、苏二人将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掺入北宋奏议类文章的创作中,带给北宋奏议类文章些许新鲜元素。本文从文章学的角度,通过分析王、苏两篇"万言书"的文法妙处,初步揭示古代奏议类文章产生审美价值的缘由。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票拟制度与明代政治

一、明代票拟制度之考述明制,外廷臣工章疏经通政使司呈内廷交皇帝阅览后,发至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拟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面进呈皇帝,称为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皇帝如同意内阁草拟,即亲自或交司礼太监以硃笔照批于章疏下发,称为批红。如不同意,则发还内阁重拟,称为改票。或有章疏呈皇帝后不发内阁,不作处理,称为留中。票拟是随内阁制度完备而形成的制度,有关形成时间最早一种说法是为宣德中。但此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田锡奏议的治理思想与文学特征

田锡被尊为北宋太宗、真宗朝一代名臣,以谏诤显名,更是北宋前期重要的奏议作家。田锡一生进言勤勉,所作章疏52篇,今存25篇。在国家治理方面,田锡奏议反映了轻徭薄赋、安民以礼,直谏君主、修德弭灾,巩固边防、不事征伐,忧国系民、条划万机的治理思想。就文学特征而言,田锡奏议骈俪藻饰、说理多样、条达简练,体现了北宋前期奏议的典型风格。从政治影响来看,田锡奏议的核心内容是规箴帝王、辅弼时政,提振了北宋一代的忠义士风,为宋时文人树立了一个精神标杆。田锡奏议经纬大道、淳厚典雅的文风,得到了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北宋名臣的高度评价。     

元代怯薛新论

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元代高级官员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后仍保留原先职务,而且怯薛世职是他们真正身份和地位标志,外廷官称只相当于一种临时的差遣;怯薛是巩固其成员同君主间主奴关系的工具,且怯薛的中枢地位使得蒙古权贵同大汗或皇帝间的主奴观念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泛化;所谓的怯薛预政,并不属于非常行为,而是其成员参决政务的合法形式和途径,将这种参政方式看作近侍篡夺中书省权力是在拿中原王朝的政制模式去套其实不一样的蒙元王朝政治结构。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从朝堂到相府：南宋史弥远主政时期的中枢政治运作

南宋史弥远长期专权的实现，既因为宋宁宗理政能力低下，也是其与宋理宗君相合作的结果。为了维持专权，他建立起一套有别于常规的中枢决策机制。即以皇帝为中心的御前决策重要性降低，都堂和相府成为决策的中心。他既充分利用宰相居于行政枢纽的制度便利，又采取人事控制的手段，破坏了宰执合议的程序，取消了监察和封驳程序；以控制臣僚奏对和舍奏用申等方式实现以自身为中心的信息通进，以检正、都司、枢掾的直属化下行有司之事，从而建立起新的政务处理机制。也正是因为权相产生的基础在于君主的权力让渡，一旦基础动摇，权相政治也就走向终结。南宋权相政治时断时续、或长或短的特点，或许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毒药与秦汉时期的政治活动

秦汉时期，毒药的使用范围较前代大为扩展，国家官员、诸侯王多有犯罪后服毒自杀的。此外，由于毒药自身的一些特性，它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于君主赐死大臣等政治活动之中。这一时期政治活动中毒药的使用，无论是从使用范围还是使用频率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唐贞观统治集团行政管理思想及实践述论

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贞观时代的行政管理思想和实践进行审视。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思想上把选拔任用优秀行政管理人才作为立政、执法、治民之根本，在实践中注重求贤、审于择官，重于任能，结成了一个有智慧的行政人才群体。在制度上，以三省长官组成率相集体。出色地处理了皇帝个人专权与宰相集体执政的关系，为君主的决策设置了安全阀。呆断损益传统行政机构，大批裁汰行政官员、建立退休制以更新官僚集团。合并州县，注重从基层选拔、锻炼、培养高级行政管理人才。     

北宋京畿地区洪涝的协同治理

北宋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体现着朝廷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能力,在实际运作中既需要君主和朝廷的动员,也仰赖开封府、州县以及治水机构和官员的协作。宋初,由于缺少专职的治水机构和职官,君主通过选派武将、宦官及门官员等亲信来开展治水事务。这种君主授权的近臣治理模式,在政令传达上更便捷,行政效率也更高,但这往往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和权威,因而难以长期持续。自宋真宗朝开始,逐渐走向设官分职的制度化模式,先后有多个机构和职官参与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作为专项事务,洪涝治理的开展依托相应的机构,比较简捷的形式是基于既有的行政区划,将洪涝治理的职责划归相应的行政机构。洪涝灾害一般会超出既有行政区划的边界,宋廷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跨越行政区划的专职机构或差遣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