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本文分三个部分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揭示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认为诞生于８０年代初的这一文化思潮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其次，讨论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研究”的新历史观问题，指出格氏的真实意图在于打破传统的“历史一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和符号系统，而历史与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作用力场”，并使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和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现象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最后，阐释“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认为“文化诗学”事实上是延伸发展了一种“历史诗学”的概念，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     

从《实践论》和《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于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区别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根本标准，传统文化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好与坏，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建构起文化自觉前提下的“文化免疫”。从矛盾的角度而言，应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统一性是矛盾主要方面，对立性是矛盾次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应努力超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殊性”界限，建构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新生活样态，以此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在场”。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意旨与路向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它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起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理论通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进历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要义,亦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先决条件,创造性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需。新时代新征程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域日益敞开,应秉持“三种精神”,为“两个结合”加注活力与生力,使其持续嬗迭意涵,扩充义理,释放效能,并在此视域下求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未来进路。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中国左翼文学的嬗变与新的文学格局的形成

1927-1937年间的中国左翼文学在发难与演进过程中发生了嬗变:它开启了一条文学的实用之路并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它从"大众化"和"化大众"入手,旨在建构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相匹配的文化系统、美学维度和道德体系,这带来了一种文学的新格局;它形成了半皈依于政治的文学思潮,并"重塑"了一些极为强悍的"新文体"。左翼文学思潮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思想转型期中最重要的一种文学思潮,它的历史光影和当下意义依然存在。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

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被压抑的族群身份认同逐渐复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对各族群文化的自觉追溯与探寻。这一文化寻根现象最初显现为文学表述空间由政治转向文化,后在寻根文学思潮影响下寻根意识与现代意识得以强化,又由于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潮流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成熟。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生成逻辑与实践展开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由党的政治基因、肩负的时代责任、面临的现实考验和高度的历史自觉所决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弘扬历史主动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强烈的政党担当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任务有着宝贵的实践经验，这就是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全党的政治执行力，勇于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建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体系，塑造“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使命文化，为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外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

基于历时的实证研究，旨在研究调查海外留学生如何适应新的文化以及如何建构文化认同。从中国留学生的叙述角度和中国学者的视角进行分析，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经历了从坚持自我认同到融入多元文化认识的过程，以及从强调文化差异到学会积极沟通和协商的过程，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变得更强。对于身处多元文化碰撞区的留学生，建构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是在深入认知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建构文化间性。     

社会发展与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

文化是人类形成自己的历史存在。文化的自觉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文化的精神是社会发展的深厚动力之一，应该让自觉的文化意识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尺度。２０世纪末中国文化呈现的种种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所导致的文化裂变。中国现实文化的蜕变可能成为新文化的生长点，但如果放弃理想目标的引导和实际规范，也可能成为市场的附庸。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处在“三重文化”冲突的氛围之中，缺乏文化理性批判和选择能力，造成中国现代化发展理性文化动力资源的匮乏和价值观念的混乱。２１世纪的中国，应以新的理性反思和超越精神，努力实现中国文化发展的跨世纪转型，以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整合形态参与世界文化争鸣     

关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从早年知识启蒙和世界观型塑的时期,到长沙求学思想转变和各种主义选择的时期,最后是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并实践积累的时期,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从反思的自发性,发展为冷静思考的自发性,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自觉性。基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视角,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具体展开,最终理清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和逻辑。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以及具体文化建设的展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悲剧性审美范式对于五四文学的意义

20世纪初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选择了“悲剧性”主要是“社会悲剧”作为五四文学的主导审美范式，实现了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双童批判，并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性蕴涵，而且作为新的批评范式，重估了中国嘲文学，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但对“悲剧性”的褊狭化理解遮蔽了它的人本体探索功能，使五四文学人性反思的深广度显出有限性。     

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涵

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主体性是体现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当代实践等不同维度与领域之中的价值观、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基因特征。从文化政治意涵看,文化主体性既内在地决定着政治制度,又受现行国家制度的规约;传统"仁政德治"、崇尚善治等思想,成为现行制度文化内在智慧构成;海纳百川、天下为公的思想理念,使马克思主义从被接受到中国化成为可能,为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从文化美学意涵看,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思想"逻辑虽然来自"政治■历史"逻辑,却具有跨越民族、跨越国度的更广阔更深厚的内涵。传统文化美学不仅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播核心价值观,而且能以独特的美学风格与气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构筑起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支撑。从文化实践意涵看,文化政治意涵是文化主体性政治理想的呈现形态,文化美学意涵是文化主体性理论认知的呈现形态,而文化实践意涵则是文化主体性现实具体的呈现形态。文化政治、审美意识形态所确立的文化价值向度、审美取向,必须由文化实践创造的成果作为实现形式,文化实践还将随着社会变迁、时代进步而提出新的问题与诉求,从...     

性别关怀: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性主义写作

这里所谓女性主义写作，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女性风格，与一般女性文学也有所不同，而专指80、90年代以来“一种从自觉的女性立场出发，通过性别与权力关系的描写，挑战男性霸权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寻找建构新的女性主体的文学。”①这种寻找与建构在不同的文体领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在女性主义小说领域大约经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80年代初张洁（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等文本为代表，第二阶段指涉85年前后包括王安忆“三恋”、铁凝《玫瑰门》、《麦桔垛》等小说文本，第三阶段则指90年代以来林白、陈染所代表的一大批以…     

“科学文化自信”的出场学研究

“科学文化自信”是一种基于科学文化的文化自信,提出这一概念旨在说明：科学文化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充当中国文化发展的增量,正是因为科学文化不断内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才使中国文化从自大走向自谦、自省,从自觉走向自信、自强。建构“科学文化自信”就是要把科学文化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程,自觉顺应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逻辑旨归,切实回应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诉求,实现推动科学文化发展和提升文化自信的双重功效。依据出场学的理论逻辑,即从“何为科学文化自信”“建构科学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何建构科学文化自信”三个方面,构建“科学文化自信”的出场逻辑与路径,可以促进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的相向研究,并在两者研究的交叉域探寻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新资源和提升文化自信的科学文化新进路。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中国文化自觉之路的回省

近代以来，文化不自觉曾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到今天，现实中仍大量存在着文化不自觉现象。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她对中国文化建设规律和"古今中西"关系的认识不断提高，并形成了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梳理和反思我国文化自觉历程，对进一步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