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欲望·政治——革命经典和当前底层文本中的身体编码比较

在革命经典文本中,基于革命现代性而建构的审美话语范式对于身体及其欲望的基本处理路径就是政治化,即用宏大的阶级政治进行规约和编码;而在所谓的后革命时代,宏大的阶级政治已因语境的变迁而不合时宜,遂机警地转化为各种微观的文化政治,近年来的"底层写作"对身体、政治和欲望的处理就转而诉诸微观政治。通过对革命经典文艺与底层写作文本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对身体、欲望及政治之关系处理的不同编码路径,但均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     

论审美能力及其构成

论审美能力及其构成《沧浪诗话》审美思想解析严羽《沧浪诗话》开宗明义提出了：“夫学诗者以识为主”的理论主张。所谓“识”，就是识辨诗歌的审美鉴赏能力。这种审美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培养。他重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指出“行有未至，可加工力”...     

颠扑不破 弥久常新——论《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贡献

尽管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但是《讲话》依据中回文艺运动的实践而予创造发展的文艺美学思想却是颠扑不破、弥久常新,显示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首要贡献,就是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最根本的美学导向,并正确地解决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规定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政治方向。其次,《讲话》对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审美创造的美学品格做出了精湛论述,深刻地触及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审美本质与艺术规律问题。《讲话》还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功利出发,提出并解决了文艺接受和文艺批评领域中许多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建构了文艺接受和文艺批评的完整学说,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独特贡献。     

印度中产阶级与21世纪的消费热潮

本文所论及的中产阶级是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涵括多个阶层的中间阶级。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它在一些国家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３９卷中，有８３处论及这个阶级。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中间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是保守的。”①又如，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中提到，“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     

中国农民的阶级属性雏议——近代中国有一个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吗?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问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正确认识农民问题,是正确理解和解决中国革命中诸多问题的关键。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知道中国农民是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劳动者,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稍微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在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中,“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应当以对其阶级属性的科学分析为前提。     

革命叙事与史诗性追求的成功与缺失——从《创业史》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西部小说

作为当代西部小说第一时期的代表,《创业史》以其宏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获得了恒久的魅力。然而,小说“史诗性”追求背后所折射出的作家对于“革命”的理解和认同,也反映出西部小说在1950—1960年代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留下的缺憾。从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作家心理、作品的审美取向等多方面着眼,可以发现西部小说家们在建国以后意欲抢占文坛“制高点”的冲动,揭示出柳青等作家既从“革命”中获得了作为历史主人的喜悦,同时也使“革命”逐渐地内化为他们生活、思维、行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可以破解和阐释中国文艺政策对这一时期农民型作家和城市型作家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以及由此而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评宋江的“义”

“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①。“义”作为一种“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是两个彼此对立的阶级。因此,就“义”来说,当然也有两种彼此对立的“义”。 农民阶级的“义”,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它既是奴隶阶级之“义”的发展,又是本阶级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保证。柳下跖说:“出后,义也”③,把在阶级搏斗过程中,不怕牺牲,为掩护同志而自己撤退在后,叫做“义”。《水浒》里的晁盖,提出“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依靠革命农民的“同心”、“共聚”,来实现“大义”。这里的 “大义”,就是造地主阶级的反,革地主…     

论当前审美文化发展的二重性

近年来,商品经济大潮的浸洗、高科技手段的推助与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使得中国审美文化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当代面貌。本文正要从对审美文化的界说及对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演变的追溯入手,结合文学艺术的微观考察与审美文化的主体性考察,围绕“超越性、愉悦性、普遍性”三大内在特征和外在的他律性,对中国当前审美文化的语境构成、具体表征及文化实质作出了新的阐释。     

不应遗忘的文艺思想史:普列汉诺夫与现代中国

普列汉诺夫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产生过巨大影响 ,但是现在被我们遗忘了 ,这是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动和我们盲目追随的结果。回顾历史 ,普列汉诺夫艺术社会学的思想体系 ,包括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 ,从认识论走向阶级论的理论思路 ,对现代西方艺术全盘否定的简单化态度等 ,无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 ,并构成了 2 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文艺的主流叙述。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体系本身的矛盾与张力 ,依然是我们继续发展的理论生长点。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理论发展的流向与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

本文对20世纪初期以来近70年的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发展和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进行了宏观考察和研究,认为中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建构起多元开放的“人的文学”观念体系,到了30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分化成两大主要理论体系,即以鲁迅、周扬、冯雪峰为代表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由于适应了中国急迫的社会政治革命要求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以朱光潜、沈从文为代表的非功利的文学审美理论,在唯物史观和艺术社会学范畴之外丰富了现代中国文艺思想。上述两大理论体系中一些真诚的理论家,在把握“文学-人”这个核心进行艺术思考时,不断突破自身的理论局限,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对立面的某些理论思想,从不同的方面改造和发展着“五四”开创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构成了总体历史发展的多向分离和总体趋近的运动轨迹。这将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有两点历史启示:一是文学观念的建设必须以文学和“人”为核心,对于文艺规律的探讨不能偏离人所创作的这个文学主体;二是新时期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应该向着历史的“新的综合”目标前进。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革与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

本文认为现代伦理变革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伦理变革与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构成相互诠释的关系；与民族危机、文化冲突相关联；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同一。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伦理精神，“文革”以前的伦理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它以“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和特殊的政治体制为保障。民族生存发展的压力、革命时期的伦理、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苏联模式的移植，构成中国伦理现代转换的重要背景。如何处理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构成现代伦理转换必须解决的三大难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社会史研究

苏联时期,苏维埃社会史的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研究课题主要是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等。当时关于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主流观点是官方的“二阶一层”论,即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完成和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形成了由二阶一层(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结构。关于阶级关系的主流观点是官方的“单一性加强”论,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生产资料国有制扩大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差别在缩小,单一性在加强,在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在“二阶一层”论…     

文学：拯救谁的历史?——试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两种精神史叙述

文学始终是创作主体精神的有力承担者。作家以其自身文化理念和价值指归的不同造就了作家精神史走向在文化空间上的差异。在表现形态上,差异具体表现为“拯救历史”与“拯救自我”的历史性对立,这种对立性的存在规定了现代乡土文学创作的基本秩序。由于两种精神史发展严重不平衡,导致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近乎总体性的精神缺陷。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个知识者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文学究竟应该拯救什么?     

从康德到鲍德里亚——基于“审美距离”的多维解读

距离概念的提出源于对文本的纯审美关注,古典主义美学家康德的"审美无功利"命题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现代文学批评中,审美距离理论主要强调主体与文本的一种认知距离.当下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使得对审美距离的阐释不再立足于审美心理与文本接受层面,而是体现为现代个体及其艺术对外在物化现实的审美超越上.在不同的阐释语境中,距离体现并表征着不同的审美文化形态和逻辑.     

返归生活的先锋派

晚近国内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很是热烈。一方面,不少现代性的研究文献被译介过来,颇有启发;另一方面,透过现代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诸多社会文化问题,在不少方面多有推进。现代性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为我们思考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它就像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诸多迫切而又复杂的问题。按照霍尔的说法,现代性是一个多重建构的历史过程,它至少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层面: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但在霍尔的现代性结构中,文化现代性只限于世俗文化、现代知识和认同等问题,艺术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显然被忽略了。这里集中刊出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到文化现代性问题,尤其是审美现代性。从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来看,审美作为一个重要层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缺少这一维度,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将是片面的。法国学者瓦岱说过,现代性就像拼图游戏或者迷宫一样,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的历史空间。这个历史空间遭遇了许多造访者,人们在其中寻找特定方向,拼出他们所看到的现代性“历史空间”。这里刊出的三篇文章,也可以看作是三张“拼图”,从三个不同角度来审视审美现代性问题。《审美现代性的三重张力》,从卡林内斯库的一个论断入手,解析了审美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三重张力,那就是审美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以及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这三重张力构成了审美现代性自身的进程和面貌。第一重张力揭示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刻变迁;第二重张力揭示了现代性本身复杂性,它蕴含了多重社会、文化的指向;第三重张力则是彰显出审美现代性内在的矛盾。透过这三个角度,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展示了审美现代性的辩证逻辑。《现代性视野中的艺术体制与艺术家》一文,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以及现代性所导致的现代艺术体制,来考察艺术活动的主体——艺术家。康德以来的哲学美学常常强调艺术家的天才、个性和主体性,但是如果从现代社会理论角度来审视,就会发现任何天才艺术家其实都是现代艺术体制中的一个元素,要受到艺术体制的制约。游离于体制之外并依赖于个人天才而获得成功的艺术家不过是一个神话。文章特别强调,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艺术家在现代艺术体制中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功能。《返归生活的先锋派》一文,探讨了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难题,那就是在现代主义艺术强调自主性的主潮之外,先锋派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反其道而行之地强调艺术返归生活的文化冲动。透过这一冲动,我们可以把握到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先锋派艺术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不同文化指向,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说了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审美现代性的自身矛盾张力。     

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评二十五篇得奖小说的人物性格的塑造

粉碎“四人帮”后的二十五篇得奖小说,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成功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艺术地提出并回答了千百万人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由衷喜爱,充分发挥了文艺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她象一簇昂首怒放的鲜花,与其它文艺百花共同装点着祖国新时期的美好春天,显示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强大生命力。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艺术结构——《丁玲评传》一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中国农村,特别是在土改中的农村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描写是异常细致、深刻的。它构成了一幅纹理毕现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图。这个斗争图是以农民干部和农民群众及其积极分子为“中心”、为“主角”的。这是作品的客观     

论审美现代性的三重张力

晚近国内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很是热烈。一方面,不少现代性的研究文献被译介过来,颇有启发;另一方面,透过现代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诸多社会文化问题,在不少方面多有推进。现代性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为我们思考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它就像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诸多迫切而又复杂的问题。按照霍尔的说法,现代性是一个多重建构的历史过程,它至少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层面: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但在霍尔的现代性结构中,文化现代性只限于世俗文化、现代知识和认同等问题,艺术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显然被忽略了。这里集中刊出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到文化现代性问题,尤其是审美现代性。从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来看,审美作为一个重要层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缺少这一维度,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将是片面的。法国学者瓦岱说过,现代性就像拼图游戏或者迷宫一样,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的历史空间。这个历史空间遭遇了许多造访者,人们在其中寻找特定方向,拼出他们所看到的现代性“历史空间”。这里刊出的三篇文章,也可以看作是三张“拼图”,从三个不同角度来审视审美现代性问题。《审美现代性的三重张力》,从卡林内斯库的一个论断入手,解析了审美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三重张力,那就是审美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以及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这三重张力构成了审美现代性自身的进程和面貌。第一重张力揭示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刻变迁;第二重张力揭示了现代性本身复杂性,它蕴含了多重社会、文化的指向;第三重张力则是彰显出审美现代性内在的矛盾。透过这三个角度,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展示了审美现代性的辩证逻辑。《现代性视野中的艺术体制与艺术家》一文,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以及现代性所导致的现代艺术体制,来考察艺术活动的主体——艺术家。康德以来的哲学美学常常强调艺术家的天才、个性和主体性,但是如果从现代社会理论角度来审视,就会发现任何天才艺术家其实都是现代艺术体制中的一个元素,要受到艺术体制的制约。游离于体制之外并依赖于个人天才而获得成功的艺术家不过是一个神话。文章特别强调,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艺术家在现代艺术体制中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功能。《返归生活的先锋派》一文,探讨了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难题,那就是在现代主义艺术强调自主性的主潮之外,先锋派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反其道而行之地强调艺术返归生活的文化冲动。透过这一冲动,我们可以把握到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先锋派艺术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不同文化指向,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说了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审美现代性的自身矛盾张力。     

山丁的乡土情结

本文侧重阐发了山丁的乡土文学情结的审美特征。他的乡土诗学是在村社与小镇展开的，既具有亲和与眷恋的力度，又具有疏离与悖反的情态，特别是草莽文化的融纳，更加强化了它的特征。其作品是时、空与民族精神的三度交糅，是用特殊的语言构成的民族文化寓言。     

也谈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兼与洪焕椿先生商榷

在如何看待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农民军联明抗清的问题,洪焕椿先生最近认为由于“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政权的阶级实质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仍是阶级矛盾(至于农民军的抗清仅“带有反对民族压迫的色彩”)基于此,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是犯了斗争策略上的错误①。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它抹煞了清初、乃至我国整个封建社会 (除却明末的反倭斗争与郑成功的驱荷斗争)民族矛盾与民族英雄存在的客观事实.抹煞了历代农民军联合当时封建王朝反抗其他兄弟民族中统治阶级侵扰的斗争策略的革命性质。 一、怎样看待清初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