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儒学文献的新发展和新气象

［摘要］东汉是儒学文献持续发展时期，由于“今文、古文”从并行到统一，儒学文献也经历了从并驾齐驱到古文统一今文的过程。具体来讲，虽然今文当时是官学，古文是私学，然而今文家多单经传授，成果稀少，古文家则多博学大师，文献丰富。今古文在东汉呈现出从初期的今强古弱，到中期的今古相当，再到末期的古胜今衰，最终郑玄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兼采今文，实现了今古文学的统一。东汉时期，儒学史文献、儒家集部文献也呈现出初盛景象。     

二十世纪晚期美国的史学思潮

20世纪晚期美国的史学思潮，可以这样来概括，一方面，除去早期学派班克罗夫特等人的著作已不大有人问津之外，19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史学流派，尤其是进步主义学派、新保守派、新左派、老左派等学派，都还有相当影响。因为这些派别，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明显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缺点，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他们的优点，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而且，各派之间，尤其是当时还健在的老学派的史学家之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理学与宋代史学发展的特点

宋代史学在研究领域、史著作例、文学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与宋代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理学密切相关。从史学研究领域来说，理学对促进宋代的唐五代史与家本朝史的发达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史著作例来说，理学与宋代编年体史的盛行、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学术史专著的编撰有着密切关系，方志体例的确立也折射出理学的影响；从史学方法来说，宋人治史求会通与理学联系在一起，理学促使这一时期史论史考空前发达、只有把理学与宋代史学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朱筠与清中叶文章变迁

朱筠在清中叶以学政大吏操持选政、广开幕府，以儒林而兼文苑的通才培育为根本，不惟笼罩清中叶学术，亦是清中叶文章通变之先导。他把“识字以通经”作为文章写作基础，有意改造制义文风；以振兴古文为己任，力倡清中叶史学派古文，推动了清中叶传记文的发展；倡导以学养气，于“不名一家”格局下，引领并加深了清中叶常州骈文群体根柢经史的创作，扬州汪中“骈散之迹泯”,洪亮吉骈散兼容，这种骈文方向的生成壮大均离不开朱筠之点化推动。其对通才的培育在文章理论及创作上孕育了通变之思，进而引发文体及文风的转变，以学济文、不论骈散渐成为文章主流。     

盛唐集贤学士之文学地位与影响

唐开元中期崇儒重文,以张说、张九龄等为中心的集贤学士地位崇高,文学活动十分频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京城文坛,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然而到了开元后期及天宝年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慕道用法,文学之士风光不再,集贤院也不再是文学中心,京城的文学队伍因之而变得松散。集贤学士显赫之时,上与帝王显贵游宴雅集,下与聚集于京师的各地才俊往还酬唱,促进了雅俗诗风的交融,使文学创作向更高的层次推进,于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兼备特质的形成,意义重大。集贤学士在为文方面普遍崇雅黜浮,强调气益雄浑,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非常深刻。而且,一些位居中枢的集贤学士,培养、选拔了一批文学新人,为中唐文体文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盛唐文学的内容、风格及成因,与集贤学士的创作和影响皆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阳明心学兴起与复古文学迁变

明代中期,阳明心学乘理学之衰而兴起,对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因为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代表人物有前七子的徐祯卿、郑善夫和后七子的屠隆。徐祯卿受到王阳明个人的感召,趋向心学,但文学复古主张并未发生太大的改易;郑善夫接受了阳明心学思想,直接波及其文学创作和理论主张;屠隆接受阳明心学思想而走出复古阵营,甚至加入到以心学理论武装的文学革新派的队伍中。徐祯卿、郑善夫和屠隆的例子,充分显示出阳明心学的兴起、繁荣与明代复古文学潮流迁变之间的关联。     

古代汉语词义札记

对古代汉语中一些特殊的字和词进行考索，弄清它们的意蕴，这件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可以为汉语词源学、词汇史以及词典编纂学提供具体的感性的材料，再则有助于探讨古代作品的思想、艺术以及作者的思想状况。本文即打算在这些方面作一点粗浅的尝试；同时，对于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古文选本的注释上的错误，也想做一点刊谬补缺的工作。由于读书不多，思虑不周，本文所提出的一些看法未必妥当，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１　　 章太炎《秦献记》：“以斯　于用法，顾使秦之黎献因是得优游论著，亦 　　　 斯赞之矣。”其中的“　于用法”，中华书…     

《西游释厄传》综考辨证录——兼谈王辉斌的“西游释厄传”

《西游记》开场诗说的“西游释厄传”，实际上指《西游记》本身。把它视为《西游记》早期的某部版本，并以朱本和所谓大略堂本作为今所知、见的实例，既无确凿根据，亦不完全切合。正如孙楷第所说：今难质言，不足为据；若据以推断《西游记》版本问题，就更不可靠。     

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与近代传记文学的分殊

由于清末民初西洋传记文学的传入和译介，传统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获得了新的审视和评估。从写作技巧来看，崇尚以史识拣择材料的“尚简”原则为史料的全面占有所取代，“史赞”风格演化为减少主观判断的观察者视角；在语言文字方面，传记古文的“义法”难以适应新思想新观念的表达，“活传记”在欧化语体文的基础上尝试树立白话传记的典范；在西洋自传文学的比附下，为生人作传的风气颠覆了传统史法的正则；传统传体文对文学趣味的追求，让步于历史的真实，新传记文学也由此确立了学科归属和在文史之间的坐标系。     

先唐西域音乐东渐与歌诗之演变

从音乐文化交流史的视角考察先唐西域音乐东传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的革新及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西乐东传的过程也是其与汉地音乐广泛融合并同化为新“华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方音乐文化优势得以凸显，奠定了以南方音乐为主导的艺术格局。汉魏西乐东渐对乐府歌诗影响深远。六朝胡戎乐东传不仅推动了南北歌诗的融合，也为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艺术土壤。先唐西乐东传与民族融合、乐制更迭、佛教东传等密切相关。先唐西乐东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内涵，催生了新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也为音乐和文学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艺术基础。     

对百年文学专史的审视与关注——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

作为一名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 ,我很关注近期问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以下简称《专史提要》 ,陈飞教授主编 ,大象出版社 2 0 0 4年 7月出版 )。据本书的序言和后记 ,陈飞教授在撰写“九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文学史学史”之“专题史”时 ,受其著作既多却少有关注的感动 ,遂发愿编撰此书。编者历时三年 ,艰辛搜罗 ,广泛收集 ,细心编撰 ,复经多方努力 ,终得成书。今读之颇有感想。一是视角独到 ,选题新颖 ,是前人所不曾为 ,有填补空白之意义。“文学史”自从上个世纪输入中国以后 ,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迅速…     

汉大赋重估：实用与审美的纠结

汉大赋受到了无数的责难，这种责难源自于赋家自身对此文体的极度失望。审美追求与实用意愿的相互冲突不可调和，是他们失望的致因。实际上，大赋的意义在于：展示了文学在抒情言志之外的另一种品性、另一种风范，并且对汉语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驯化、磨合，使早期的汉语表现了空前的张力与光华。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文类递嬗与抒叙博弈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类很丰富,许多文类的产生都缘于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需要.最早产生的文类是史述与诗歌,即史与诗.它们原本都是实用性强的文体.史的本质是代表官方记载史事,基本形式为散文;诗多韵语,起源民间口头,官方借以了解社会与民情.上古有一段时期,诗除用于礼乐、仪式之需,还兼具史的职能,直到春秋后期,二者的分野才渐趋明朗.此后日益繁复的文类,或原就包含于史、诗二体之内,或由史、诗分化发展而来,以是否具有应用性,判分为两大系列.故古代文学作品,其结构大多为"史性"与"诗性"不同比例的融汇组合.所谓叙事传统、抒情传统,便植根于各文类所具之"史性"与"诗性"之中,既与二性相对应,亦分别积累、演变、更新、消长而传延至今.考察文学史,可以发现抒叙传统之博弈实乃文类变异递嬗之一种内在动力.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比类：汉语思维与传统文学批评的过程性特质

比类即古人谈艺论文时常随文取便，援引与文学无涉的领域描述创作鉴赏过程，并用多领域概念展开批评的现象。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或批评方法，更是由汉语造字时的跨类联想所决定的普遍言说方式和致思模式，清代小学家戴震便将“六书”中的比类视为传统比兴批评的基础。因汉语与印欧语中种属明确、层级清晰的表述习惯有本质区别，为了整体把握比类的思维特质，有必要借助“精神科学”对语言与推理逻辑关系的反思，以确认所谓传统文学批评的“零碎散漫”“不成系统”并非缺点，而是更契合于体验过程性的特点，进而强调古文论的研究应回归立足“汉语性”的“总体史”和“过程史”,不再执着于体系建构的“观念史”。     

大历史与大传统：两种人类学的理念与实践

历史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近年来分别倡导的"大历史"与"大传统"理念,均将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早期,纵深考察人类文明的发生学与动力学因素,其中所呈现的综合性与跨学科趋势超越了传统史学与文学研究相对狭小的疆域。由于学科发展与学术旨趣的不同,二者的具体诉求与相关实践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前者姿态更为激进,其理论谱系除历史学、人类学还涉及宇宙学、生命科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后者因崛起较晚相关理论仍在探索中,因而对"大传统"的讨论尚限于考古学范围。尽管如此,后者对于大、小传统概念的革新与改造,显示出理论接受过程中的本土反思与知识创新。     

梁发与中西文化的会通

梁发的一生,与中国早期基督新教传播史密切关联入华的各派著名传教士几乎都与他有过交往,受到他的引领或帮助;重要的华人教徒,多数同他有过共事的经历.梁发最重要的业绩,是亲自口传笔著,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融合,用传统文化诠释基督教,便于国人理解与接受.另方面,梁发并不完全墨守成规,他对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亦曾指出其不善之处,并刻意加以纠正.因此,梁发应被列于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士之列,他在中西文化会通方面的建树,应当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