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立法发展与制度创新

英国的贿赂犯罪立法始终以制度创新作为立法发展目标,这使得英国近代以来一直保持清廉国家的良好声誉.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特别是国际上一系列国际组织加大对贿赂犯罪惩治与预防的趋势,暴露出英国贿赂罪立法在犯罪规制能力上还存在不足.为扭转这种状况,英国启动了《贿赂法》的更新工作.英国2010年《贿赂法》(Bribery Act 2010)的出台集中反映了时代对立法的要求,其在立法体例上开创了一体化的贿赂犯罪治理法的立法模式,首创的商业组织预防行贿失职罪丰富了世界贿赂犯罪立法罪名体系,创新了贿赂犯罪罪过责任模式的类型.英国2010年《贿赂法》的制度创新为中国的贿赂犯罪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     

生态法益保护与污染环境犯罪的多元治理

我国刑法保护的生态法益是一种关系性、整全性的法益。在理解生态法益时，应当着眼于生态利益与生活利益的融合，个体权益与集体权益的重构，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合。在法益形态的认识上，重心不能全然放在个体利益抑或集体利益角度，而应该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互构，建立污染环境罪认定的多元入罪根据。污染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与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生产方式调整、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等结构性因素转型紧密关联。在国家与社会的加速转型期，污染环境犯罪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持续传导新发展战略的价值理念，健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法律规范及行政监管机制，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程度，并调动充分的市场调节资源等实现多元治理。     

论网络犯罪的立法控制

网络犯罪是信息化发展中人类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的表述仍然很不完善,诸多已成定论的网络犯罪立法变得不适应现实而略显滞后。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立法在定罪制度、刑罚制度和追诉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差距。对于定罪制度应该完善网络犯罪的罪状表述,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对单位实施的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增设单位犯罪罪名;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考虑加重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设刑,完善刑罚种类,设立剥夺行为人在互联网上行为资格的新型资格刑;对于追诉制度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从法益角度完善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重塑商业反腐败之刑法规制(英文)

商业贿赂在中国的公职腐败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反腐败的重心。为了更好实现对公共权力约束的目的,应当结合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和新表现,对中国刑法的反腐败罪名的构罪标准、具体评价尺度等微观内容进行调整,以更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illegality and the theory of anti-value acts （Handlungsunwert）：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standpoi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minal jurisprudence

违法性论是刑法理论的试金石,研究违法性判断的基准问题,对于形成学派论争,全面推进中国刑法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思考违法性问题的路径不同,由此导致犯罪成立范围、认定犯罪过程、犯罪和刑罚的关系、刑法和社会的关联性都不相同。（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充分考虑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规范期待,注重刑法的行为引导功能,是合理的理论。根据这种违法性论,违法性判断的核心是行为,法益侵害只是决定“行为性质”的要素;刑法不是单纯为了弥补损害,而要着眼于让国民养成规范意识,防止损害再次发生。当代中国刑法学应当以（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为基点来建构,以回应社会需要,促进公众的规范认同。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之探讨——以法益为中心

现行刑法基于"人本主义"围绕传统法益构造重大污染事故罪,将环境利益排除在法益范畴之外,进而模糊了保护环境这一首要目的.当前,环境污染事件愈演愈烈,然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实然法益的界定,使得司法层面上无法解决追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取证难题,并且延续了行政从属性地位,限制了刑法在惩治污染环境犯罪方面的作为,无法发挥刑罚特有的惩罚与预防犯罪的作用,客观上形成了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缺位的状态.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应当将环境利益作为具有独立保护价值的对象引入刑法的保护范畴,改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构成,并制定体系完备的环境刑法法规,加强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作为,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涉区块链金融犯罪的刑事治理路径——基于338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涉区块链金融犯罪呈现利用工具的便利化、犯罪场所的平台化、被告人的职业由白领向虚拟领转化等特征。然而,综合治理论、多元善治论等传统金融犯罪治理理论无法有针对性地化解这一新型犯罪现象,刑法治理面临新的挑战。适用于白领犯罪的“便利理论”,形成了经济维度、组织维度、行为维度的理论框架,具有适用于以虚拟领为主的涉区块链金融犯罪之价值,可有效解释其生成机理,阻断犯罪机会。其具体适用路径在于,在经济层面阻断行为人预期的利益;在组织层面强化平台金融监管,以刑法规制组织维度的各个环节,惩治关联犯罪;在行为维度降低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在技术维度基于智能合约推动代码治理。全面破除涉区块链金融犯罪的便利条件与犯罪情境。     

高空抛物罪的教义学阐释及司法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与《高空抛物意见》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公共场所秩序法益的保护,以弥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犯人身财产犯罪罪群体系上的处罚罅隙.高空抛物行为及其发生的场域复杂多样,应采取具体危险犯的判定模式,"情节严重"之标准要求足以引起公共场所周边不特定公众的紧张与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高空抛物罪的主观罪过仅限于故意,排除过失形式.在主观认识要素上要求行为人对抛掷物品的材质、密度等物理特性以及抛物之时空环境具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为了避免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高空抛物罪的规制范围不宜过于扩张.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势必会对刑法体系中的其他罪名产生竞合或交叉,有必要从解释论上予以衔接、融贯,构建高空抛物行为司法应对的系统方案,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探析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主要是经济经营领域的腐败犯罪,我国刑法、刑法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表明,它是以侵犯单位的正常管理制度、公平竞争和正当交易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客体、以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利用职务之便或者违背职责为行为特征、以刑法第163条为引领罪名的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对应的概念。探讨这类犯罪有利于在司法实务中惩治职务犯罪,保障市场经济秩序,遏制腐败,完善防范机制。     

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立法的完善

在肯定法人犯罪的基础上,法人犯罪立法中的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法人犯罪的范围、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以及法人犯罪中法人与相关法人成员的关系。在刑法分则中挑出部分罪名进行立法的方式,固然有助于控制法人犯罪的范围,但还存在着罪名稳定性缺乏、选择标准模糊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法人犯罪的成立范围宜采取普遍性的立法。由于替代责任与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相悖,容易导致法人责任认定过于宽泛,故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应采用组织体责任,法人成员的意思一旦转化为单位整体意志,该意志即成为单位犯罪的意志。基于组织体责任,立法应明确企业事前合规对法人犯罪成立的阻却作用。同时,在两罚制视野下,法人犯罪中法人与法人成员属于两个不同的犯罪主体,法人成员的犯罪并不依附于法人,立法应统一规定,法人成员的犯罪按自然人犯罪定罪量刑。     

妨害清算罪比较研究——兼评新刑法第162条

本文认为，新刑法将妨害清算罪从破产犯罪中分离出来单独立法，对妨害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的违法行为统一调整，不但与现代刑事立法趋势相吻合，亦能较好地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但由于新刑法第１６２条在罪名选择、妨害清算罪之主体、主观方面及客观方面等诸事项上存在立法缺陷，致使该条款有关内容欠缺科学性。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如何完善新刑法第１６２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可行的修法建议     

事实错误中的认识模型

传统刑法学都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上的错误”和“法律上的错误”。一般认为事实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认识的事实和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而法律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违法判断和客观的违法不一致。围绕“错误问题”刑法犯罪领域聚诉纷纷,主要原因在于其并不是建构在共识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只有对事实错误进行逻辑上的推理并建构认识模型,处罚原则才能更趋向合理性,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本土理论建构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如何建构一直是具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当前的看门人理论和刑事合规理论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基于本土实践发展出来的特种行业监管理论,对前述问题更具解释力。特大平台并不等同于特种行业,但二者在经营业务层面和治理模式层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可通过“特殊服务”这一衔接点,将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与特种行业监管理论相连接,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建构路径：特大平台从事“特殊服务”需获得特殊行政许可,而获得许可的前提是要满足相应的申请条件,犯罪治理责任便是从事“特殊服务”的条件之一。若特大平台未能满足犯罪治理责任的要求,可采用注销许可和其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规制。     

新论财产罪法益——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纵观财产罪法益的发展史,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可谓百家争鸣,但终究莫衷一是。侵犯财产罪的法益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刑法学界,对其界定不一将直接影响各种行为的性质与认定。各国学理与司法实务中存在各种争议,重新审视财产罪的法益势在必行。反思财产罪法益,借鉴民法占有的事实推定与权利推定理论,将刑法上的占有“拟制为所有”,非法之债“拟制为债权”,把此两者纳入财产罪法益的范围之中,重构新的财产罪法益体系并将其分为三个地位不同的层次予以解析,进而提出“法益抵消原则”,这为一系列侵犯财产罪的疑难问题分类释疑提供新思路。     

以强奸罪为视角:婚内强奸犯罪化研究

婚内强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将其犯罪化,日渐成为理论争议的热点,并在学界出现了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在实践中,人民法院的判决也出现了不同的认定。梳理各种学术观点,并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反思,不难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婚内强奸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强奸行为,以及丈夫是否因有同居权而豁免。因此,研究婚内强奸犯罪化问题就不能忽视对刑法上强奸罪的分析,而正是婚内强奸与强奸罪的同质性,决定了即便是夫妻间的性权利也不能使得丈夫得以豁免。强奸罪所保护的法益———性的自主权利作为妇女的基本权利,对妇女性自主权利的保护已成为当今任何一部文明刑法所确立的强奸罪设立所要保护的法益,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丈夫成为强奸罪的可能主体的基本前提。     

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 刑法规制检视与调试 ——以涉黑犯罪与腐败犯罪的一体化治理为中心

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之惩治具有根源性的治黑价值,能有效破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屡治不绝。然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保护伞"的规范惩治并不能实现两者的一体化治理,"保护伞"的规制反而成为一种涉黑犯罪治理中的概率性事实,这使得上述治黑价值的实践意义大打折扣。因此,在"保护伞"惩治模式上有必要完成由"功能性评价转向合作性评价"、"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型评价转向渎职性评价"、"重视包庇型‘保护伞’转向凸显纵容型‘保护伞’"、"分离型量刑转向对照型量刑"的调试,实现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保护伞"惩治上的有机联结,进而促成涉黑犯罪与腐败犯罪的一体化治理。     

选择性主观要素在恐怖性犯罪司法评价中的适用

涉恐类犯罪是一个体系性的概念,大部分具体的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的恐怖型犯罪适用同一罪名,传统的评价方式是在普通犯罪成立的基础上经特别考量后予以定性的。但两类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和不法内涵可能并非完全一致,本文主张参考"特别主观要素"中选择性主观要素在定罪中的作用,在不法行为构成要件阶段即对两类犯罪区分定性,并以此作为责任的评价基础。     

单位犯罪问题探讨

一、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单位犯罪是区别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犯罪 ,它与传统的个人责任基础的刑法理论体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如何将单位犯罪纳入刑法体系中 ,各国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国家是在刑法总则中将刑法上的人 ,解释为个人及各种形态的法人或团体 ,使所有的刑事法律条文 ,原则上既适用于自然人 ,也适用于单位 ,如加拿大刑法。有的国家是在刑法中具体规定构成单位犯罪的根据和条件 ,而且还规定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根据和条件 ,并对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和单位成员的身份作出明确的规定 ,如美国刑法典。有的国家…     

论“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结合体.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可以借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定,辅之以刑事司法实务需要的标准来判断.暴力性犯罪是指以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犯罪.根据暴力是否作为构成犯罪的唯一手段,暴力性犯罪可以区分为纯正暴力犯罪和不纯正暴力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撮合在一起的立法技术存在一定质疑,这未能准确反映当前刑法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应当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将其与暴力性犯罪并列作为刑法严厉打击的重点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