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数字经济政策评析——基于“数字破坏效应”视角

数字经济政策是日本政府的施政关键点之一,其数字经济战略的核心是构筑日本的经济塑造力、行政主导力、社会问题解决力,并显著提升其数字竞争力。数字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数字破坏效应”,可以释放日本的经济发展潜能,助力改革僵化的行政制度体系,化解因少子老龄化、地区发展差距等问题产生的社会矛盾,提升日本的数字竞争力与规则制定能力。日本政府的数字经济政策也存在着执政任期限制、国内经济发展趋向及地缘安全影响等挑战因素。对中国而言,日本政府数字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日本大地震与财政问题——基于地方财政视角的分析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海啸以及由此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放射性污染问题,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为探究此次灾害的特征和面临的复兴课题,本研究以实地考察为基础,试图弄清楚现在可以把握的灾害的特征和复兴的课题,并探讨在灾后重建中财政需要所面临的难题。     

地方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益评价及其优化路径——基于广西南宁市2011—2015年服务业财政专项资金数据

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对产业进行资助和补贴,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南宁市2011—2015年服务业财政专项资金支出数据,发现服务业专项资金在促进服务业发展壮大、激活资本市场要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资金扶持范围不够精准、资金设立不够科学、资金监督管理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从科学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完善财政专项资金投入效益评价体系、创新财政专项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方式、加强专项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等方面着手来提升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效应检验

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主要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和人力资本积累三个中介变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这些中介变量的作用机制之间存在交叉影响。本研究构建了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00—2019年数据估计了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直接效应显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恶化将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人力资本积累则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样本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独立中介效应显著,而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链式中介效应不显著。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效应——基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重视角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及其子系统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对全国及四大区域各系统耦合水平发展态势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前者普遍低于后者的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低于产业数字化水平;第二,二系统、三系统耦合度逐年递增,但绝对水平较低,且前者高于后者;两类耦合度在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第三,在耦合水平方面,“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最高,“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次之,“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最低。由此,在全面认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匹配现状的基础上,为促进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更加融合适应提出了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和国家推进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采用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11—2020年面板数据,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重点研究中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确实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在西南和西北两个地区的作用不同;门槛回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存在多个门槛,其作用效果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而减弱。从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来看,完善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提升金融数字化水平和居民金融素养,应该成为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意。     

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及其对现行税制的影响

通过对数字经济发展底层逻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认为数字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完成工业化后的主体经济形态,客观上要求生产关系做出调整;同时,揭示了推动制度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数字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进一步分析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职能、税制要素结构、税收管理制度、税收分享机制、税收管辖权等诸方面带来显著影响。据此,应推动传统税收职能转变、扩大税制覆盖范围、构建多元主体数字经济税收管理框架、优化数字经济税收分享机制、参与国际数字税收顶层设计等系统性变革,重塑数字经济环境下的税收治理规则,巩固财政之基。     

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分析

从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划分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上政府消费支出对居民消费均是挤出的;政府投资支出则是挤入的。从政府支出的功能性质划分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上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是挤出的,而教育文化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则是挤入的;只有其他项目支出在长期上对居民消费是挤出的,在短期上是挤入的。     

中国土地财政问题的政府经济伦理视角研究

我国土地财政风险可分为财政、金融、社会风险三大类。在众多原因中,政府义利观的不健全是影响土地出让收入稳定性、形成巨额政府债务及威胁信贷安全、拉大社会阶层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不断培育和完善政府经济伦理意识并通过改革政绩评价机制等方面来划分各级政府的收支责任,不断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才能突破理念及旧制度的瓶颈,实现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基于GPA视域下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

政府采购(GPA)的效应对于地方经济十分重要.购买性支出也称为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主要反映在数量的绝对值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增加上.政府对于公共品的消费性支出是一种常态,会有无效益或者市场失灵的嫌疑.凯恩斯对于有效需求理论的分析和乘数效应模型的研究表明,如果严格按着规则进行政府采购,会产生较大的乘数效应,这个效应会带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政府建设: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

数字政府的兴起是政府部门对经济演进到数字形态的自我适应,也是我国深化改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面对数字经济条件下市场体系的特征变化及面临挑战,本文提出,数字政府赋能的核心在于增进市场机能,进而更好发挥出市场作用;赋能的关键在于要素释放与主体培育、市场秩序有效维护以及公共政策的动态调整与创新。结合发达地区的实践,本文提炼出数字政府赋能的五大创新路径,包含基于数据开放的要素释放、基于快速响应的协调促发、基于信用画像的主体培育、基于在线共管的市场规制以及基于场景关联的政策创新;并就如何进一步强化数字政府赋能,提出要以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增强区域间联动协同,以服务场景的创新竞赛提升数字政府的应用效能,以技术保障和制度性规范强化数字政府的可信度,以及以领导干部数字能力培养提升数字政府的自主性。     

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及促进就业的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就业的影响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具有替代效应和抑制效应.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会带来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文章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建议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健全职业培训体系改善供需匹配度,加强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提供良好的政策治理体系支持,完善与新就业形态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进新基建释放"数字红利"促进就业.     

地方政府债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利用2015-2019年地级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总体上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源于它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非对称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在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城市的影响更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的资金支出存在着城市偏向性;从居民收入结构来看,地方政府债务显著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以及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但显著减少了城乡居民的转移净收入,从而减弱了政府支出的再分配效应。建议政府举绩应科学合理,应规范债务的投向与使用,应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典型相关分析——基于中国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

发展数字经济是现阶段中国的国家战略,数字政府的建设亦是政府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通过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网上政府服务能力指数,分析了全国及以北京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地方实践情况,进而通过典型相关分析,研究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在各子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出一定的关联关系,二者体现出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特征：数字政府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数字经济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新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中,建议从顶层设计、转变理念、抓牢契机、深化研究、创新驱动、盘活资源六大方面入手,加强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统筹规划,推动二者融合发展,提升二者协同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要素禀赋异质性视角

数字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素禀赋异质性导致各国数字经济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产业回流和贸易规则重塑两个途径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朝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建立完善的数据要素确权、定价和交易机制,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要素资源向要素禀赋转变,将要素资源优势转化为要素禀赋优势,积极探索构建多边框架下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数字化治理和驱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该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大中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小城市;相比其他等级城市,数字经济对一等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要重视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治理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与优化空间布局。     

财政体制变迁对西部地区政府财力的影响

根据1978~2007年西部地区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财力和GDP数据,把财政体制作为虚拟变量,构建五线段回归计量模型,实证分析1978~2007年期间我国四次财政体制变迁对西部地方财力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体制变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方政府财力的变动。     

人民币升值效应分析及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外向度逐步提高,国内经济波动开始与世界经济波动并轨,汇率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来越突出。汇率升值的过程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过程,同时也蕴含着经济泡沫化的危险,使一国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只有壮大实体经济,加强金融监督,实行温和通胀优先的汇率升值原则,才能保障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财政风险:根源、影响与防范——对提高中国公共财政安全的思考

财政作为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在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中承担着责任与风险的双重属性。财政风险根源于不断深化的社会分工、政府干预市场的强度、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产生社会福利水平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缺失、财政制度效率弱化等负面影响。在中国公共财政转型中,只有借鉴其他国家化解财政风险的做法,确定合理的财政规模、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建立合理的制度约束和评估机制等,才能提高财政抵御风险能力和财政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