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宋边事视域下蜀士家国情怀的多重面相

晚宋战乱对蜀士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家国情怀的凸显。动荡的外部环境增强了蜀人的家族观念。蜀士对亲族聚散存殁状况的深重悲慨,显示出亲情之于个体士人的重要意义;在还蜀之望愈趋渺茫的情况下,蜀士仍始终将蜀地故家视作归处所在。由蜀人身份出发,蜀士将言蜀事视作自觉的政治参与方式,并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蜀士不满于朝廷处理蜀事的方式与态度,有被忽视与抛弃之感,故其诗作往往掩抑着极深的愤郁与绝望。如果将蜀士的家国情怀分为家事、乡事与国事三个维度,则其对这三者的情感固然密不可分,但又并非全无冲突,于中体现出晚宋蜀地与中央之间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存的微妙关系。     

江湖诗人情感书写中的羞及其遮蔽与升华——以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考察中心

江湖诗人多生活困顿、四处干谒,而南宋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又培育了他们细腻的情感与丰富的欲望,其悲喜多和生计、感官和身体密切相关,具有近世性。他们笔下的饥寒劳顿不再具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形而上意味,而南宋理学对羞耻感的多方塑造,更凸显其面目举止之“可羞”。他们在诗画创作中大量引入梅花,且通过文字、图像,将梅花塑造为遮蔽/彰显自我的符号,“嚼梅”则是其获得情感升华的独特途径。江湖诗人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即将梅花展示为面容,以一百幅图呈现梅花由荣而悴的过程,并配以五言诗,写梅、画梅,“捋香嚼粉”,以获得情感的升华。     

晚清“新政”的再思考:以教育改革为中心的讨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晚清"新政"被历史学家视为晚清政府收效甚微的最后尝试,但"新政"对于清朝本身和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有别。"新政"的教育改革中,清政府运用了一系列"技术"来塑造自己一个新的形象。本文通过对广东汕头和嘉应的城市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当时除了社会动员外,政府行为也举足轻重。在"新政"教育改革中,不仅地方的"精英行动主义"获得了更多的控制,各级政府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通过教育数据的采集,从知县到学部,政府已经建立起一种即便不完美,但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形象。这正是各级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也为以后的政府建设打下了基础。由于清朝不久后覆灭,这些成就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当然,"新政"的教育改革,并不都取得了成功,广东东部地区事例显示,"新政"的教育改革可谓忧喜参半。     

晚清徽州乡村雇工的身份、工价及其生成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在对近代乡村雇工的研究中,从法律的角度认为长工和短工具有不同的身份等级。在工价方面,则有着不同的结论,或是认为工价逐步上涨,或是认为民国之前工价变化不大。于徽州而言,由于多数徽州人经商在外,导致当地的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这里外来移民甚多,他们和当地的一些主户、佃仆一起构成了雇工的主体,其中妇女占重要地位。在土地占有和经营上,大多数土地被宗族以公产的形式占有,采取租佃经营;而个人仅握有少部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采取雇工的经营模式。面对不同的雇工,工价相同,无身份差别。同时,工价较为稳定。贵溪胡家个案表明,从西方或东南亚农业经验中得出的一些模式以及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经验,在徽州并不适用。农村、农民、农业三者并非同质,须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入辨析。     

视觉文化视域中的宋棐卿与“妇女国货年”——以《方舟》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在1934年的"妇女国货年"运动中,宋棐卿及其创办的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了让天津、华北乃至全国的女性消费者参与妇女国货年,宋棐卿创办了旨在弘扬妇女国货年精神的杂志《方舟》。在《方舟》杂志中,宋棐卿等人不仅利用文字和图像营造出明快、和畅的氛围,还将展览移植到公共舆论空间,并着力打造"爱国摩登女性"的形象。这不仅令妇女国货年的推广顺利进行,还为东亚毛呢纺织公司赢得了市场占有率和良好社会形象。     

晚清淮河流域灾荒成因及其影响——以皖北、豫东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荒多发的区域,有关灾害的记载内容丰富而久远,晚清也不例外。举凡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灾害不仅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而且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极为严重。造成晚清淮河流域灾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诸多社会因素,如政府的腐败和人口增加的过快等。研究灾荒史不仅对掌握和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也很有意义。     

晚清政府对书籍的审查——以种类分析为中心

晚清政府对书籍的审查,就违禁书籍种类来说,大致有二:其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在各个朝代都广泛存在的,如淫书淫画、内容不实、激化社会矛盾和危害国家安全类书籍;其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到晚清才出现的,如侵犯版权类、宣传维新思想和革命理论类书籍。清政府对违禁书籍采取严厉查禁政策,或禁售卖,或禁阅读,或毁版权。晚清政府的书籍审查,虽有某些积极因素,但总的来说,是对进步思想和进步言论的压制,是对人类进步的反动。     

黄宗羲与吴澄——以道统论为中心的考察

黄宗羲批判吴澄生宋仕元,并由此否定其自封为道统继承人。不过,黄宗羲对道统传承模式的认识,明显受到吴澄的影响,但其改动了吴澄道统图中的人物谱系,特别是宋明时期,增加了陆九渊、王阳明与刘蕺山,其本人也以“贞下之元”的道统继承人自期并自许。     

记忆、统治与“造宋”文学——以谢瞻《张子房诗》为中心

谢瞻的《张子房诗》冠绝当时,却较少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然而,从文化记忆、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考察这首长诗,其独特意义则得以彰显。本文以该诗为中心展开讨论,勾连傅亮、郑鲜之、范泰、谢灵运等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创作,以期展示这一时期文人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同时揭示刘裕运用对张良、刘邦、刘交等历史人物的文化记忆来表达其渴求贤才、追求正统、合法化自身统治的想法。另外,本文将《张子房诗》与其他“造宋”文学作品一起考察,可以凸显武将与士族在晋宋之际势力的盛衰变化,也可揭示出这些“歌功颂德”作品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晚清蒙古教案研究——以宁条梁案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随着基督教对蒙古各部渗透增强,清廷传统的保护蒙部政策随之废弛,行之有效的政策尚未形成。宁条梁等教案爆发再度导致清廷应对蒙部变局措手不及,在各国势力胁迫下,清廷只能对蒙部问罪,包括迫使蒙部赔款、允许基督教在蒙部自由传播、要求蒙部承担保护教堂义务等。这些做法给蒙部和清廷都带来了恶劣影响,使得蒙部信仰空间彻底向基督教开放、牧地日益丧失、部众日益贫困、对清廷亦恶感渐生。清廷也开始忽略蒙部重要性,贱视其传统宗教信仰,力行压制之能事。此等失策给了沙俄渗透蒙部可乘之机,清廷同蒙部矛盾终未解决,最终导致蒙部部分地方乘辛亥革命之机,脱离清廷独立。     

以“边缘女性”书写为中心考察王安忆类型化写作

以"边缘女性"的书写为考察中心,从情节的相似性、男性"镜像"观照模式、女性主体的象征性角度,概括了王安忆"边缘女性"的"类型化"塑造;从"人性关怀和文化消费"、"符号化和个性化"、"此类到彼类的尝试"三个角度,对王安忆的"类型化"创作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戏曲行业组织的现代转型:以晚清民国的汉口为考察中心

戏曲的现代转型并不仅仅存在于题材内容和舞台表演等层面,同样也存在于行业组织层面,尽管当前学界对此关注甚少。若以汉口的戏曲行业组织为考察中心可以看到,晚清民国戏曲行业组织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中世纪行会性质阶段;中世纪行会性与现代性兼有的阶段;现代转型阶段。这个现代转型过程不但是戏曲艺人自我价值不断觉醒和重新认定的过程,也是商业资本在戏曲活动中的重要性增强的过程,更是现代民主、平权观念不断强化的过程。因此,从戏曲行业组织现代转型这个缩影可以看到,民主、平权、商业资本是戏曲现代蜕变的重要动因。     

晚清“新史学”思潮在民国学界的延续和批评——以章嵚《中华通史》为中心的考察

章嵚《中华通史》是清末民初编写的带有教科书性质的中国通史,内容采用新式章节体、注重历史分期、突出民众史、强调民族国家观念等,体现了新史学发轫时期史书编撰重通史和民族主义的特征。此书作为晚清“新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代表作,一方面曾入选1930年代商务出版的“大学丛书”,在当时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的社会效应,成为更新潮学人批评、遮蔽的标靶,使后世知者寥寥。这个知识传播的过程,透露出今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转型时,难免用五四学人的眼光打量,忽视了若干关键环节。     

清末民初渐进思潮初探——以严复等为中心的考察

在晚清民国,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激进思潮在种种主客观条件催动下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与之对立的思潮往往遭到简单、粗暴的否定,温和、渐进的思潮就是其中被否定的思潮之一。今天看来,严复们所代表的渐进思潮,其中蕴涵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否定的。严复们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大特点是放弃理想的方面,尊重现实的方面,在他们看来激进变革造成的破坏之大和收效之微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主张渐变来避免破坏过大,以点滴的进步积累成大进步。     

阅读习养的学理探究——以晚清阅报风气的形成为例

近现代阅读风气肇始于晚清，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使得中国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日渐发生变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大量出现是文化环境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报刊业发展兴起，报刊不但通报消息、报道社会各种新闻，而且还肩负了舆论导向、教化风俗、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在转型与变革的背景下，在“开启民智”、“教化民众”等文外之手的推动下，阅读成为中国民间的一种风气。阅读风气的形成扩大了国民的认知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智慧，也使后人藉以保留了当时社会情状的原生态。     

晚明戏曲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以声腔剧种的流播为研讨中心

明中叶以后北曲衰微,南曲诸声腔兴起,舞台时尚与审美风尚遂随之大变。昆曲新声"水磨调"的崛起,文人传奇的雅俗嬗变,彰显出地域文化参与文士缙绅主导的普遍性的文化建构时的重要作用,也折射出文艺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陈景韩“新水浒”系列“游戏”与晚清翻新小说的繁荣——以《新水浒》同题小说为中心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报》曾刊载过一篇莫名其妙的《<新水浒>之一节》,经考证为陈景韩戏撰,是为吸引读者而投石问路的一个策略,得到回应后却未续载,只以《<新水浒>题解》搪塞,却意外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参与热情,成为编读互动和展示创意的"游戏"平台。这一系列"游戏"对后来的《新水浒》同题之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在无意中开启了晚清翻新小说的大门,并促使其走向繁荣。     

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

《大楚报》是日军占领武汉时期汪伪政权在汉口的机关报,同时受控于日本军方。为了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下谋求生存,《大楚报》既服务于占领体制的言论需求,又积极发掘报纸的实用信息功能以拓展其影响力。通过社论和发行《新生》杂志等出版物,《大楚报》系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理论阵地,系统阐发了汪伪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东亚协同论”,并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观点进行了曲解阐释。与此同时,报社成员也深入沦陷区文化组织,形成了以报社为中心的政治社会生态网络,此网络与“东亚协同论”构成了密切的呼应关系。     

论晚清关学的多元走向——以柏景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

张载身后,关学的宗风和文化精神一直在传承,但在不同的历史人文语境下,关学或受程朱影响,或受陆王影响,形成了某些新的特征,开出了与理学、心学的不同学术路径。在晚清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以柏景伟为代表的沣西一系,却以回归张载的学术路线为主旨,成为正传之关学,并与以贺瑞麟为代表的融合程朱理学之清麓一系、以刘光蕡为代表的融合阳明心学之烟霞一系,共同谱写了清末关学史上辉煌的一页。这是关学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笔者认为探讨柏景伟及其沣西学系的学术特征,对厘清晚清关学学术的多元走向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以往学术界重清麓、烟霞二系而轻沣西一系的学术倾向,应予以纠正。     

张之洞为什么排斥“哲学”?——以晚清学制改革为中心的考察

在张之洞看来,哲学(西方哲学、佛教)具有否定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作用,所以极力反对哲学。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经学是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根基。哲学在摧毁经学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根基。张之洞作为政治家,从秩序存立根基的角度反对哲学。它反映出张之洞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深刻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