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睢》、《卷耳》、《FuYi》通观

近年来，《诗经》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和研究角度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诗经》研究的进展，我们编发了这组文章，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颇多真知灼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从世界原始社会的咒术礼俗的宏观背景对《诗经》“采摘”与“投赠”母题作了透辟的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北京师范大学李山博士发现了《诗经》三类分诗的作法与周代“敬天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就“风”的古代含义作了探原。本院中文系王政教授的文章以鸟类学中鸟求偶的典型特征作为出发点，阐析《诗经》中的“鸟类”与人之婚爱的种种类比性描述。郭全芝教授和王成副教授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诗经》与《楚辞》、《诗经》与嵇康四言诗的传承情况。张兆勇副教授的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等待戈多》与《蒹葭》中的浓厚的等待意识所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热忱欢迎有关专家就《诗经》研究赐稿本刊。     

吉林从前叫“鸡林”

吉林,是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得名,至今已有350年。“吉林”二字,最早见于《旧唐书》之《白居易传》“鸡林贾人,求市颇切,……”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森林茂盛,人迹罕至,野鸡甚多,故称此处叫野鸡林子。后来,鸡林的鸡字变成了“吉”的音转。由此,便出现了“吉林”之地名。吉林从前叫“鸡林”@郑长祥     

《诗经》“兴”意类探

《诗经》之“兴”,依朱熹之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言此而能兴彼,起兴之物和所述之事当在一定意义上对应或相关。千百年来人们对《诗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对其中不少具体的“兴”所表示的意义却迄今未能予以正确的阐明,妨碍了对其中许多诗篇的更好把握和全面理解。因此正确地阐明这部分具体的“兴”所表示的意义,对《诗经》研究来说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这里,笔者对《诗经》中常见的几类“兴”意试作探讨。     

章回小说民族特点初探

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曰:“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闲斋老人为《儒林外史》作序时也指出:“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鉴于《水浒传》等章回小说的影响,清末文论学家王钟麒将“皆有深意存其间”的“吾国小说”与“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的一些中外小说相比较时说:“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     

论明清时期的“水浒传序”

序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在明清小说批评史上,不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也颇具助推小说繁荣与传播之功能.现所存见的明清时期的14篇“水浒传序”,其所存在之小说批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水浒传》的社会地位;二是承担了读者阅读《水浒传》的引导作用;三是传递了《水浒传》版本演变的重要信息.     

漫说《水浒》里的宗教描写

《水浒》里,有不少宗教描写。这些描写并非闲笔赘文,而是富有思想深意和艺术价值,是理解这部巨著的一个重要关目。明代“小沙弥怀林”在《又论〈水浒传〉文字》中说:“《水浒传》虽小说家也,实泛滥百家,贯串三教。鲁智深临化数语,已揭内典之精微;罗真人、清道人、戴院长又极道家之变幻;独其有心贬抑儒家,只以一王伦当之,局量匾浅,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九歌》源流考略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丸歌》之曲。”这种说法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当时的楚国只有“南郢之邑”的沅湘才有《九歌》那样的巫风和祭歌。这并不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民俗民风和《九歌》本身内容所暗示给我们的事实,兹作如下辩析。 (一)《九歌》反映了整个楚国甚至中原都有的风俗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明代书目著录章回小说《水浒传》时,或归于“野史”“传记”,或入“子杂”类,这与《水浒传》本名《京本忠义传》及其早期刊本系统题署含有“忠义”二字,有很大关系。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较早的一批谈论者是李开先之类的文坛名流,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这种以为《水浒传》是史书的看法并非仅是当时民间的意见,而含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水浒传》早期流传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明代统治者从宣传“忠义”维护统治的需求出发,在都察院刊刻前曾对《水浒传》进行过“政审”。“忠义”思想成为《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这就保证《水浒传》得以有效传播开来。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从《诗经》名物的研究纠正今人对诗意之误解（三则）

《诗经》是名物的世界。《诗经》名物的运用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名物的认识对于理解《诗经》有重大意义,可以说,不了解名物就不能正确理解《诗经》,就会出现谬误。从名物研究的视角,纠正了今人对有关诗意的误解,包括三则：一,从“副”的形状重新解读诗句“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从蒺藜之特性说《墙有茨》兴句之含义;三,从鱼的象征义看《卫风·项人》卒章之内蕴。     

《诗经·卫风·有狐》正解

《有狐》一诗，三叹其“忧”，深忧“之子”无衣。而“无衣”所指向的是战争、行役。《诗经》中写狐的诗歌，“狐”喻指征夫。故而《有狐》为征妇怀远之诗。而“征夫无衣，征妇送衣”这一母题一再被摹写。     

《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以《诗经》“逑”“仇”为例

《毛传》和《郑笺》的训释常常有异。关于差异之由，前人多归因于郑玄据三家之说易毛。但现有研究已指出旧所谓之三家学说多有不可靠处，促使从新的角度思考差异之因。以毛郑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全面考察传世与出土材料，梳理“逑”“仇”的形义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可知毛郑异解实是缘于所据《诗经》文本不同所致，并受到了“逑”“仇”常用义项变化的影响。     

从箕星、风师到风伯神──论汉代风神崇拜模式的建立

从箕星、飞谦、大风到风伯，既是风神崇拜观念和祭扫形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汉代继承传统风神崇拜到建立具有汉代特色的风神崇拜观念和祭礼形式的过程。汉人的所做所为值得我们借鉴。1从《尚书·洪范》“庶民推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记载着，其时用人并没有将箕星神化。箕显神化于何时呢？《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燎词司中、司命、师、雨师。”，即风之古字。用人以烧词风师．知民师是因人崇拜的风神。那么．风师与箕里又是什么关系呢？《诗经·大雅·械林》云：“百克城林．薪之之。”《毛传》：“，积也．”《郑笺》：“…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经学、史学与文学的融通：经史视野下郝经的《诗经》观

在经史的语境中讨论《诗经》的意蕴和作用,是郝经《诗经》观的主要特点。郝经融通经学、史学与文学,以经史为依据阐释《诗经》的思想内涵,特别重视《诗经》所蕴含的道统观念和史料价值,彰显《诗经》在辅佐王政、教化民众、齐家修身方面的社会意义。郝经从经史之学所蕴含的仁义礼智出发,阐释了《诗经》“性情”“风雅”的具体内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去浮华,植本根”,倡导诗文应承载传经、述史的重任,对堆砌雕琢的文坛不良风气进行纠偏救弊,对元代诗学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郝经的《诗经》观不仅提升了《诗经》在经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反映了集合经、史、诗诸多内涵的《诗经》学的复杂面相。     

中学文言文注释辨正二题

一、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硕鼠》) 句中“逝”字,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同‘誓’(用近人张慎仪说,见其所著《诗经异文补释》,张据《公羊传》徐彦疏引此诗作‘誓’)表示坚决之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补充注释”云:“通‘誓’。”均强作假借字释之,值得商榷。按“逝”与“誓”禅母月韵,古字音同,本可能通假,但无明证。《说文通训定声》云:“逝,往也,假借为‘誓’。”杨树达《小学述林》卷一云:“盖《三家诗》有作‘誓’字者,此诗本表示决绝之辞,《三家》作‘誓’,用本字也;《毛诗》作‘逝’,     

“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五四新文化倡导中鲁迅对民间宗教的双重体验

鲁迅作品呈现着“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基于败落家族后系子孙承受的“鬼”的梦魇的切身体验,鲁迅对“人鬼纠葛”的社会中人生悲剧的展示极其深入,显示出《新青年》同人倡导思想启蒙之不足;鲁迅作品同时又存在着一个“人鬼交融”的世界,这与他对“道教”与“道士思想”的区分相一致,根源于他早期思想中对民间宗教的肯定和追寻,是他审视和批判人鬼纠葛的社会根基之一,同时,又是在补救“五四”新文化倡导之局限。     

立言与教化——《诗经》诠释的人生意义分析

《诗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在《诗经》的诠释过程中，“立言”和誓教化”是《诗经》诠释的重要价值。立言是人生对道德情感生活世界的接受，教化是对社会生活的创造和建构。对“立言”和“教化”的作用和价值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儒学复兴和社会政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