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度《赋学正鹄》的编选评点与清代骈散之争

李元度身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以史著擅名学林。其诗文领域亦成就卓荦,发人所未发。其《赋学正鹄》的编选评点,寓骈文、赋体、古文、时文等理论四位一体,不仅精辟地点出科举赋作的典范要领,亦是李元度在清代绵延二百多年骈、散论争的时风下实现以赋寓骈、调和骈散、力树文坛骈文正宗目标之努力。此与他身为骈文名家和桐城后学的双重身份有关,又对此后兴起的骈文编选热潮及批评导夫先路。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

"赋"这个字,据《说文》看,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做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么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借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不解之缘。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赋的形成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赋体的内在矛盾,是赋体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赋在内质上与诗歌殊异,其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是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

在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史上,唐代赋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继承传统赋论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唐代古、律体赋论的建立、完备和对赋体创作理论的深化上,体现了在传统赋学思想领域内的新开拓。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唐代赋论是“停滞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凤求凰》——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原名司马长卿，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生于公元前179年生，四川蓬安人，西汉时期的辞赋家。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子。同时，他与卓文君《凤求凰》的经典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     

张衡赋作与其心路历程

张衡的赋体作品清晰地展示了这位集科学家、文学家、士大夫于一身的天才的心路历程 ,时代的缩影、士大夫的生存状态、文学的自觉 ,在其赋作中一并得到了准确生动的表现。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唐代陇籍作家赋作述论

唐代陇籍作家赋作述论杨晓霭，胡大浚唐代分全国为十道，陇右道辖今甘肃省延达新疆及青海部分地区。贞观间，曾因其地域阔远，以黄河为界，析为陇右、河西二道，分置陇右、河西节度使。故后人习惯上以陇右或河陇泛指今甘肃地区。本文所论陇籍作家，即以今甘肃省地域而言，...     

道的拓展与文的突破——乾隆帝《开惑论》分析

乾隆帝统一新疆后,撰写了《开惑论》.依据史料,《开惑论》中所谓“浮议”有确切史实,乾隆帝此文不仅是对用兵新疆否决意见的一次总反驳,还体现了对治道的拓展.乾隆帝站在正义的高度,表明自己能够建立超迈祖上功绩的原因在于“天眷”.乾隆帝《开惑论》不仅掌握了话语权,而且颠覆了历史上士人对开疆拓土的批评.乾隆帝一方面重视史实的叙述,一方面强调思想的阐述,这样就突破了赋的外在形式特点,造成《开惑论》有别于传统的赋体.乾隆帝通过《开惑论》,重新建构并维系了中国疆域观与多民族国家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惑论》确实起到了祛疑与开惑的作用.     

脂砚斋论典型塑造特色

本文试从典型论的视角,透视了脂砚斋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意趣。剖析了脂批虽情、理并容,但实则侧重“情”而兼顾“理”;非独主张个性的鲜明和独持性,更主倡“正邪两赋”善恶并书的典型性格的复杂性,从而显示出中国古典小说评点派艺术理论深邃的内涵。     

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

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呈现双向互动性。一方面长安文化玉成了司马相如，使他从纵横之士转变为辞赋之士，创作意识发生了转变；同时使其赋作具有儒家一统、帝王独尊的思想主题；长安文化的审美观念也使其赋作展现出一种大汉气象和大美风范。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他从长安文化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扩大了长安文化的影响；赋作的重一统天下、重宏博气象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     

论战后日本型企业体制

论战后日本型企业体制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胡方在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和企业体制的改革过程中，许多人都把日本型经济体制和日本型企业体制作为一种样板和范例来进行宣传。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这种思潮作出反省，在阐明日本型企业体制的特征的同时，还论证产生这种企业体制的经济...     

赋体源流概说

赋体源流概说张崇琛赋是介乎诗和文之间的一种文体。赋在一段时间内虽不为人们所看重，然它与诗、文、词、曲一样，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学样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赋体文学也曾有过它光辉灿烂的一页。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刘勰《...     

论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

论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刘红监督管理金融是各国政府、中央银行或有关货币当局的共同重要职责。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其赶超欧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一套以大藏省为主体，由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共同管理金融事业的监管体制，对于促进日本经...     

元朝后期的骚体赋

元朝后期,骚体赋盛行一时。赋家的祖骚不仅表现在对楚骚字词、意象、境界等表层的模拟,更深入探讨《楚辞》的句法结构、题材内容、审美表现等,从深层拟骚。骚体赋的盛行,一是恢复科举后朱熹《楚辞集注》的影响,二是由于祝尧、程端礼、陈绎曾等赋论家的提倡,此外与元朝赋家的地位和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其优点是多少改变了科举赋千人一面、缺少创新的缺点,也使枯燥的程式赋多了几分情韵,缺点是大多赋作缺少屈骚感情的深度。     

先秦仪式展演与赋体的生成--对赋体形成过程的发生学考察

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赋的最基本的文体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都起源于远古祭神仪式上巫祝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西周及春秋时代,随着巫祝官守演为世卿大夫政治,"登高能赋"、"赋诗专对"、"不歌而诵"也成为卿大夫的文化人格和行为艺术.战国之"士",以道自任,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士以口诵述其道,以铺张扬厉论其术,最终形成文体的赋.     

学问所系：汉大赋的文本建构

汉大赋假设问对、虚阔铺陈、博物胪列的文体特点之形成，有得于先秦诸子学说、纵横之谈及汉代经学系统的润泽，彰显大赋创作的学问所系意涵。赋家基于类思维，于赋中以类相从铺叙物事，体察物类情志，进而以夸饰技法，拈来远古神话和四方奇物，创造凌铄于现实的想象世界，最终落实到字词的繁难，名物敷写、物态形容的同形衍复，或因声造形，乃见学问。以致后世论赋必称才学，递相仿效汉作，竞技炫才，诗词创作也以学问为本，于宋代形成“以学问为诗（词）”的创作潮流，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     

论郭沫若历史悲剧的主体创作精神——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之一

郭沫若历史悲剧的独创性在于从不拘泥成论，极力展现主观个性，以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再创历史，其深厚的底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