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景教写本综述

本文对吐鲁番出土景教写本的发现和整理研究情况作了较全面地介绍。     

唐代中国景教与景教本部教会的关系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传教活动,文献称之为景教。唐时,景教在中国境内并非孤立地开展传教活动,中国境内的景教人士与驻巴格达的景教本部教会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与交往。景教自入华始即与本部教会组织有了联系,最初至长安的景教士阿罗本即为本部教会组织派遣而来。之后,本部教会组织继续派遣传教士至华,支援中国境内景教徒的活动,使景教得以在华继续传播。会昌灭法后,中国内地景教处于消沉状态,但景教在西域边疆地区仍有所流传。晚唐时期,在西域高昌地区,景教的活动与本部教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高昌景教教团是景教本部教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教会分支。     

云南景教考

景教,又称“经教”、“大秦景教”,属于基督教的“异端”教派——聂斯托里派,主张“二位二性”、不拜圣母。唐太宗时,其教传入中国,得到唐初诸帝的扶持,势力迅速遍及全国,“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至武宗灭佛,景教一并遭禁,势力退及西北边陲与中亚,终宋之世阒无所闻。至于蒙古帝国建立,其教复随蒙古铁骑卷土重来,势力再次遍布大江南北。元亡以后,中西史乘不复记载,“盖元亡而与之俱亡焉”。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

关于景教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自19世纪以来即已为中亚史学者所注意,国内外学者论及者颇多[1]。近年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中国基督教》[2]、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斯脱里教分布》[3]、卡哈尔·巴拉特的《基督教与回鹘人》[4]、《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文物》[5]及台湾学者李符桐、刘义棠的著作中[6],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迄今未     

新疆境内出土景教遗物综述

唐至元,新疆是景教活动的中心地带之一,现仍留存有不少遗物,为后人昭示了景教在新疆境内活动的一段历史。新疆境内景教遗物主要包括壁画、写本及石刻。     

唐代景教的传教模式和译经模式研究——唐代景教研究之三

唐代景教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跟它过分依附于"三教"之外,它在传教方式上过分依附于皇室,致使它过多地秉承了儒家的实用理性.此外,从当代翻译理论的角度对其对<圣经>的翻译进行研究,也可以看出它在传教过程中的偏差.通过对景教的传教方式和传译方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异质文化在本土文化中的处境问题.     

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

蒙古西征和蒙古帝国的建立,复苏并拓宽了丝绸之路,循着丝路,东西方人民频繁往来,促进了东西方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公元1275或1276年两人为朝拜耶路撒冷历尽艰险,后滞留于伊利汗国。1281年马可被选为景教第58任教务大总管;扫马于1287—1288年作为阿鲁浑王的使节,出使了欧洲。他们的《传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对他们身世、西行活动及《传记》的考察和研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课题。     

景教东传从医活动考略

聂斯托里教是基督教之一派,原流行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和两河流域,431年被以弗所宗教会议判为异端后,其教徒流入波斯、中亚,于唐贞观九年(635)进入唐都长安。聂斯托里教在中国被称作景教。景教徒继承了地中海东部地区流行的古希腊医学遗产,在东传过程中以医疗活动助力传教,争取对己有利的活动空间。入华景教徒服务于官方,效力于皇家,以其开颅、医眼等专精医术展开医疗实践活动,与皇室与上层贵族建立了密切联系;异域药方及药材知识随其医疗活动而传入华夏。     

景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景教在华传播的起点是今之新疆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西安 ;与在内地两度大起大落的历史遭际有所不同 ,景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一直呈平稳发展状态 ,尤其是当唐末景教暂不流播内地时 ,西北边陲民族地区转而发展成为景教传播的中心和再传内地的源头。因此 ,长期以来学界有关景教在华传播曾经“中断”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景教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和西方文化的交流     

洛阳新出大秦景教石经幢校勘

洛阳新出土唐代大秦景教经幢残石一件,上刻祝文、《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经幢记》。残石经文可与敦煌遗书《景教宣元本经》相对照,进行补订校勘。《经幢记》记载了立经幢的原委、经过、参加人员及迁举时间。它的发现为研究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佛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状况,特别是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巨野元代景教家族碑历史人名札记

元代从阿里麻里迁居赤峰再迁济宁的一个景教家族,是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证。除了赤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文双语墓碑之外,以往研究主要依据道光《巨野县志》收录的汉文碑文。巨野现存的一通残碑,可确定其为县志所收《表庆之碑》,碑石对于以往的录文和研究有校订和补充作用。通过碑阳所载,可究查岳出谋家族相关问题和碑文撰写者胡祖宾、篆额者忽都海牙、书丹者天鹤的职官与身份以及以往未见著录的碑阴世系图,补充了家族成员信息。元后期,岳出谋家族与汉人、景教徒、突厥背景的高官交往,更是与弘吉剌部驸马家族通婚,并将女婿的名字刻到了世系图上。     

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

景教研究是古代中西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基督教史研究已经在波斯教会和聂斯脱利派研究方面取得许多新认识的时候,国内的景教研究学者对这个团体一些基本特点的叙述仍停留在理雅各和左伯好郎的时代,甚至因袭以往对该派基督教形象特点的定义而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而引向偏颇的结论。充分了解这群唐代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所属母会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早期基督教史,对于理解并评价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对于深入分析汉文景教文献的特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四个具体问题的辨析而挑战和质疑中古景教研究专家们的一些疏漏,意在引起国内景教研究专家们的注意,认识到有关基督教史研究的丰富研究成果对于唐代景教研究不无裨益,也希望景教研究在当前语境下应有的一个新定位能够更受重视——景教研究不再单纯是针对出土文献的古代语言研究,还是一项需要多种知识结合的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     

唐代景教写经中的疑难俗字例释

唐代景教写经中存在很多俗字,前人很少从文字学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导致景教文献整理中出现很多悬而未决的难点。利用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对唐代景教写经中的一些疑难俗字进行了考释,有助于对景教写经的正确释读。     

“格义”：唐代景教的传教方略——兼论景教的“格义”态势

唐代景教流播华土达两个多世纪,既苦其心志,又劳其筋骨,最终竟落得个"了无痕迹"的悲戚结局。既未能让华夏民族皈依上帝,成为基督的羔羊,也无法使中华文化吸纳福音的光芒,甚至自身的文化身份都无力获得全面的显彰。毫无疑问,如此的命运,同其效法佛教初传华土时的"格义"方略间不无关系。那么,景教"格义"的动因何在?景教"格义"的态势如何?此乃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所在。     

唐代景教在华衰落之文化原因探讨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一定规模的传教工作,汉文文献称之为景教。会昌五年后,受灭佛运动的影响,景教在中国内地趋向衰亡。除去政治、经济原因外,基督文化对中国境内主流文化的依附性,是景教在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     

韩愈的“文统”论

本文认为韩愈的“文道”观与孔、荀等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文道”现实质上是相去甚远的，因此不能将韩愈“文为贯道之器”的创作宗旨，视作是对儒家创作路线的忠实继承。本文试图辨明韩愈“文统”的来源并对其文学思想略抒己见。     

宋元时期景教文献的中土接受与诠释

宋元时期景教的传播情况十分复杂，涉及多种语言：叙利亚语、波斯语、粟特语、回鹘语、八思巴语与汉语等。在这些多语种景教文献的译介过程中，出现了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现象，这导致了元代景教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化。     

李白《上云乐》景教意蕴探蠡

李白乐府名篇《上云乐》是否含有景教意蕴,学术界颇有争论。揆诸文本并结合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西安所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景教文献与开封犹太人碑刻等相关文献中的旁证,可知"道"与"大道"可指异教法门,"元气"为景教士借用之道教术语,女娲、盘古之名为西方神灵的音译或意译,而李白的身世决定他接触景教士的机会极多,故而可推定本作品应当为景教歌辞,应作于唐玄宗或唐肃宗时期。     

变了形的福音——唐代景教研究之二

景教在中国的失败跟它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密切相关。其失败原因之一在于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士在景教文典的翻译和传播景教的过程中过分依附于“三教”(尤其是佛教 ) ,致使其文化身份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