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     

试论先秦诸子学说的共性特征

先秦诸子百家虽然流派众多,各家思想主张颇为复杂,但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仍可清晰地发现各家学说有着一些相近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以政治为中心建构其理论体系,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排他倾向,在论证学说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托古”心态。这些特征的形成与诸子学说继承的文化遗产,即西周王朝的贵族文化的垄断形式——王官之学是有一定联系的。     

论曹魏玄学中诸子学的因素

玄学与经学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玄学的兴起，是由复杂的历史积因汇流而成的，尤其是早期玄学与诸子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在研究玄学的源流时，除了易学、老子和庄子所谓的“三玄”之外，诸子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线索。     

墨家与诸子十说

从出身与源流上看,以墨子为核心的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孔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礼与食孰重",即政治文明重要,还是物质文明重要;孟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君主的正业是什么",即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重要,还是使人民成为懂文明、讲礼貌的人重要;荀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即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环节重要,还是分配生活资料的政治制度建设更重要;韩非子与墨子的不同在于"心系百姓,还是只关心最高统治者";老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非儒,还是反文明";庄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实用主义,还是审美主义";杨朱与墨子的区别在于"腓无胈,胫无毛",还是"一毛不拔"。墨家学派是指导侠客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墨家与农家在中国农业文明结构中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鲁迅与鲁迅研究中的传记学批评

传记学批评作为最古老、运用最普遍的批评方法,在鲁迅批评思想中包含丰 富的内容,在鲁迅研究的批评中有充分的表现和成果。鲁迅在其批评生涯中 重视作者的了解,重视作家日记、尺牍,重视知人论世的思想为传记学等批评 树立了榜样。半个多世纪,瞿秋白、冯雪峰、李长之、曹聚仁、周作人等人鲁 迅研究的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断和研究活动,正是传记学批评的范例。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     

浅论汉代诸子学与经学的界限

辨析了汉代诸子学的发展源流,证明诸子学是汉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要文化现象,同时又对诸子学与经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诸子学与经学存在一种互通并存的状态,这实际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缩影的体现。     

心理传记学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展望

随着心理学学科的发展,心理传记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心理传记学既是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一种研究取向。从心理传记学在国内外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思路和方法来分析,可以发现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是心理传记学发展的关键。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在方法上加强研究的科学性,在研究对象上拓展对二重形象具有者的研究将是心理传记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国家变局中的法家——以王官学、诸子学与霸王学为视点

人们习惯于在诸子学的框架中理解先秦诸家,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进路。诸子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诸家之学,而是内在关联的思想互动机制。法家是诸子学中的重要一系。限定在诸子学的框架中,并不足以理解法家,需要在前诸子学的王官学体系中理解法家的缘起,也需要在秦汉的霸王学体系中揭示法家的走向,扼住这两个端点,才能准确理解诸子学中的法家如何确定自己的思想定位与政治导向。这是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裂变之局中,与秦汉在真正的统一国家平台上重新建构古代国家的巨变中得以凸显的思想变化：法家的突起,为中国从准国家进入完整意义的国家,准备了思想动力,而其余诸家,则从不同角度辅佐法家,玉成了中国的古代国家重建。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

作为传主的张爱玲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成为众多传记作者的聚焦点。迄今,已出版的张爱玲传近七十部。从学理角度考察,这些传记已初具研究对象的独立、驳杂与丰富性。回顾与总结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的整体状况,对传记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普范性,对传记创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的关系简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传记作者密切相关。一方面,传记文学的失真与传记作家未能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有关。而导致传记作家未能遵循这一原则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客观存在的一些因素,如材料的不真实,统治阶级的淫威与亲友的压力,以及史家一以贯之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传统的影响,也有传记作者本身道德修养方面的缺陷,或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或为了功名利益,或为了个人恩怨。另一方面,传记作者也是传记真实的捍卫者。为了维护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古代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们曾从多方面作了积极努力,既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真实可信的传记作品,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传记真实性的理论。     

三家诗说与汉帝国儒学构建——与《毛诗》说相比较

作为帝国儒学的三家诗,美刺为其诗说的中心,表面上看君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实质上表明了君王是所有政教的中心,君王的善恶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从而强化了君王在国家整个政教系统中的绝对中心地位。而三家诗说的天人之学则更神化了这一中心地位。此与尊礼虚君的《毛诗》天礼之学构成了泾渭分明的分野。但随着帝国政治形势的演进,三家诗说与《毛诗》说出现了缓慢地统构与融合,最终在郑玄那里得以完成。经郑玄的统合,《毛诗》几乎含融了天人、天礼、人伦秩序等所有方面,已然消解了原帝国儒学与王国儒学的分野,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帝国儒学系统。这就使得三家诗不复有帝国儒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郑玄出三家微,并相继而亡。     

明代潮州儒学概说

明代是潮州儒学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潮州交替兴落。本文重点分析潮州学人上承朱子之学，又受陈白沙学的沾溉，最后接受阳明学说，形成潮州三门学派的过程。对薛侃、林大钦、唐伯元诸人学说，予以扼要介绍。指出明代潮州儒学注重学术实用性，内容上以《礼》学为核心，有明显伦理学倾向的特点。     

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

“六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也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外来文化汇入中国文化的情况,但这个最初之“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采用“传统之源”的题目,意在澄清中国文化之“源”乃是“六经”,诸子百家只是其“流”.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先秦的元典时代”和“汉以后的经学时代”.这个“元典”既包括“六经”的“元典”,也包括继起的诸子学“元典”.而“六经”又是诸子学之“源”.胡适等人所谓“截断众流”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是不可取的.     

以生命之学达宗教之用--梁漱溟儒学思想简析

梁漱溟的新儒学主张“返回到事实”去解释儒学,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将儒学从符号形式还原为现实生活, 其二是从道德规范还原为人的心理,这是一次意义的重构,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创建。梁漱溟将孔学定义为生命之学,标志着一次“范式”转化过程的开端。用生命范式诠释儒学,在原始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建立了一条通道,使儒学可以摆脱汉代以来制度化、形式化的束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梁漱溟由此开创了新儒学的进路。     

试论清代乾嘉诸子学兴起的文化意义

诸子学研究的兴起,是清代乾嘉时期学术界中的重要动向。乾嘉诸子学研究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 重新评价和学统重建的意图,具有了“近代指向”的文化意义。诸子学在晚清的复兴也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