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模式转型:理论基础及动力分析

国家安全模式转型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不同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安全模式.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建构主义的转变.与此相应,国家安全模式也发生了由"独立自助"向"共同合作"的转型.这种转型动力在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孕育和推动了"共同合作"安全模式的形成;全球性公共安全问题的兴起及解决方法国际化,强化了"共同合作"安全模式;国家安全领域的扩展和延伸,是安全模式转型不可忽视的动力.因而,"共同合作"安全模式成为当前各国安全战略的现实选择.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

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治理呈现社会共识、商谈伦理、利益均衡三个层面的需求。在现实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以多层次协商制度体系为依托有效整合观点与诉求,以良性互动为纽带保证政治输入影响到公共权威部门,形成社会舆论推动社会共识达成;在伦理层面,沟通商谈伦理内蕴我国伦理道德传统,实现传统伦理向构建社会新秩序的现代商谈伦理转换,营造协商而不是暴力化解矛盾冲突的商谈伦理氛围;在具体利益冲突情境之中,切实考虑矛盾冲突各方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各界达成广泛共识的舆论压力之下倒逼冲突方通过利益的协调化解现实矛盾,构建利益均衡长效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东盟"合作安全"问题论析

“合作安全”是冷战后东盟为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和区域形势而采取的一种全新的安全模式 ,东盟对这种安全模式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东盟内部各国的安全合作以及东盟与区域外部国家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等方面。东盟的“合作安全”模式虽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但就其整体发展状况来看东盟目前的安全合作还处于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阶段 ,并没有达到为实现一个共同目的而进行功能合作的目标     

传统安全问题再现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

近年来,以领土领海争端、地区安全和历史遗留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东亚传统安全问题,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东亚传统安全问题的再现是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产物,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影响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东亚地区安全的“三大困境”阻碍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美国霸权力量的存在牵制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区域认同的弱化延缓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我们必须抱着循序渐进的务实态度,促进各方协商对话,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传统安全问题.大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东亚地区各国还要学会处理好与地区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可以说,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关键在中国.     

中国和中亚国家三次边界划分：历程与启示

边境地区的稳定、发展、繁荣是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苏联解体后,在共同的诉求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划界问题谈判中,照顾历史、考虑现实、平等协商、互谅互让、逐步进行是成功解决边界问题时遵循的法宝。中国与哈、吉、塔边界解决表明,只要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尊重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公正合理为出发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实现互利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安全分析

随着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安全研究方面的解释越来越捉襟见肘,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反思主义的挑战显得越加强劲。在国家安全分析中,建构主义通过对理性主义安全观的驳斥,重在说明文化认同、规范在安全分析中的重要性。由此出发,探讨实现国家安全的可行路径,从学理上可以在国际政治中注入国际伦理因素,以国际伦理为起点,建立行为体间的共同意识,直至形成“安全共同体”。具体到政治现实,“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也可依据此思路逐步实现。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背景、科学内涵与落实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安全形势变化、促进世界和平稳定贡献的中国方案。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大国之间信任严重缺失,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为此,国际社会亟需新理念、新方法、新路径来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切实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安全难题。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兼具理念指导性与实践操作性,系统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实现世界和平应秉持的指导理念、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则等问题。这一重大倡议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和发扬中国外交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洞悉,为推动建立安定有序的美好世界指明了方向。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为推动落实这一倡议,中国应积极推动大国对话与合作,确保大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协同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积极利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援助力度,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打造样板工程。     

论转型期自下而上式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基于深圳先端的个案分析

近几年来华南地区多个企业因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进而发生停工事件。虽然集体协商是国家解决工资增长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但现实中协商多自上而下推动,流于形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人口结构以及劳动者主体结构变化,工作场所产业关系变化,自下而上由劳资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可能。深圳先端企业工会代表性增强,使其能真正代表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在资方理解和尊重下,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劳资共识和制度选择。工资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问题,避免可能的停工事件,而且推动企业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生产效率提升。     

印度陆地边境安全管理困境的根源及其对中印边境安全的影响

印度独立建国后,与陆地周边国家基本上都存在边境争端问题。印度政府不断加强边境管控力量,改革边境管理体制,提高边境管控的技术含量,以解决边境管控的困难。但是边境管控的难题非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愈加难解,其根本原因在于印度的“大国霸权主义心态”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存在。这些存在也对中印关系和中印边境安全管控产生影响。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由来与发展

通过回顾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三个阶段的演变历程 ,分析推动这一政策发展的原因 ,即避免战争的爆发、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动、欧盟“极化”战略的需要和欧洲现实的压力。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大国崛起面临的“安全困境”研究——兼评中国崛起的环境态势

大国的崛起与衰落一直是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受现实主义关于大国崛起必然面临“安全困境”理论的影响,西方某些大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一直给予围堵和打压。本文分析和解读了大国崛起“安全困境”理论的内在矛盾,阐释中国在崛起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指出超越传统“安全困境”理论效应,创造安定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是今后很长时期中国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税收政策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

农产品安全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相关税收政策对农产品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现实来看,土壤环境的不安全性、生产环境的不安全性和加工环境的不安全性等,是造成农产品安全外部性问题的重要因素,而解决外部性的有效措施就是征收相关的税收。政府可以通过发挥税收作用,对农产品安全进行有效监督,引导生产者生产、消费者消费安全的农产品,解决好农产品安全问题。     

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定位、内涵与建设

作为一项制度建设,“行政协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改革中的一个亮点,在理论上厘清地方政府“行政协商”的定位、内涵与建设的方向等问题有助于制度建设的深化.从定位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具有两个层次定位:政府职能转变与协商民主.从内涵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行政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政府部门;第二,行政过程从“任务型行政”向“协商型行政”转变;第三,行政目标兼具社会性目标与政治性目标.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地域性问题、主体性问题与代表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地方政府“行政协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非传统安全的区域治理与上海合作组织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现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上海合作组织其实是适应安全地区化态势的一种新型区域安全共同体.作为新世纪在欧亚地区出现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它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巩固和发展了结伴而不结盟、大国小国平等协作的新型国家关系,并逐步发展为一个以多边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谋求地区共同安全的新型区域治理机制,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在中亚地区共同推进"和谐地区"建设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从疫病演变的自然界发展逻辑来看,史前的“地方性”疫病发展到“区域性”疫病,进而演变到全球“公共性”疫病,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命健康的现实问题。从国际社会应对疫病的实践逻辑来看,“区域性合作”发展到“全球性合作”,大国合作而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战胜疫病的历史选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揭示了各国相互联系、依赖不断加深的“客观规律”,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决全球“公共性”疫病问题的根本路径。根据上述逻辑理路,当今国际社会应当顺势而为,加强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关于以契约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主要是以国家公诉为主。但是,近年来人权保护和程序正当化思想的普及、被害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快速增长的犯罪率,使我国的国家公诉制度受到严峻考验。笔者设想将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这两种刑事协商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由国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和被害人共同参加的完整的刑事协商,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以期通过这两项制度的结合来克服他们分别的问题,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全面和解。     

脆弱制衡还是韧性共存——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模式探索

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是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网络与现实空间结合的不断深入，网络空间不稳定因素对战略稳定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显现，网络时代如何维护战略稳定成为国际安全重大议题。因此，应立足于全球战略稳定视角来探讨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避免陷入单纯网络安全分析。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分析框架应突破传统核战略稳定思路，针对不同类型安全问题采取不同稳定模式。在网络空间中，既可利用共同脆弱性实现制衡，也可凭借安全韧性实现共存，这两种特性构成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两种战略稳定理想模式。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应结合当前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分析，在不同层面灵活采取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两种模式，推动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发展。     

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监管机制创新——兼论我国《矿山安全法》的修改与完善

"三方机制"作为调节劳动基准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长期以来,我国矿山安全监管主要通过政府强制实现,存在决策不民主、执行效果不佳等弊端。借鉴国外对话协商、咨询指导、协调监督等"三方机制"模式,我国可以考虑在矿山安全领域建立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的"三方机制",具体路径是修改《矿山安全法》,调整其篇章结构,增设"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三方机制’"一章,完善相关罚则。     

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的法律保障——以环境正义价值及其制度构建为进路的分析

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由于农村饮用水安全法律保障的正义价值迷失和制度缺位,农村饮用水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破解农村饮用水安全法律保障存在的现实难题,需要以环境正义价值建构为基础,并通过尊重农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平等权利,赋予农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程序性法律权利,强化农村饮用水安全的环境行政法律监管,以及建立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的经济机制等措施,推动农村饮用水安全的法律制度保障。     

试析东盟安全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进入 2 1世纪以来 ,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也受到国际领域不安全因素的渗透和波及 ,地区的安全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新的历史时期 ,东盟的安全合作主要受到来自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因素以及东盟自身因素的影响 ,因此 ,东盟将如何积极适应新形势 ,及时调整地区安全机制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