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的“力”与时代精神

“五四”前后的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动”和“力”的表现,“五四”是除旧布新的时代,破坏旧世界的“动”,创造新世界的“力”,交织成狂飙突进的时代进行曲。郭沫若是当时诗歌领域里除旧布新的一名骁将,《女神》跳动着“五四”新潮的时代脉搏,破坏与创造的精神在诗篇中得到高扬。当时,郭沫若由于受惠特曼飞扬蹈励的诗风的影响,创作了像火山爆喷的《女神》。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调子所动荡了。《女神》体现了五四时期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力”的颤动。闻一多热情地赞扬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     

现代格律诗探索的历程(之一)

伟大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诗的序幕.第一个登上诗坛“尝试”的是胡适,但他迈着的是放大了的小脚的怯生生的步子.接着,在时代的召唤下,顺着诗歌发展的必然潮流,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将士相继用自己的劳作奋力拓荒.一九二一年,郭沫若的《女神》结集出版.它以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以完全打破了旧诗语言和格律的崭新形式,跃上诗坛,于是新诗的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并成了此后诗歌形式的“主体”.     

《女神》艺术价值的新认识

几乎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认为《女神》是“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奠基之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肯定都是针对“早期白话诗平实而缺乏想象力,冲淡而感情浓度与强度都不足的诗风,显然不能充分反映五四时代精神”而言,仅仅是关于《女神》的思想研究,而没有涉及到关于《女神》艺术价值本身的研究。事实上,《女神》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价值,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时代精神”,十分重要的是它彻底地脱离了     

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为纪念闻一多先生八十诞辰作

闻一多先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位伟人,在他身上兼有诗人、学者和战士的三种品格,他在新诗创作、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为新中国诞生的战斗中,都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但令人痛心的是,闻一多先生竟以四十八岁的盛年,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弹下,他没有亲眼看到为之献身的新中国的诞生,也没有完成他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所拟定的宏大的蓝图。一九四七年。当《闻一多全集》出版时,郭沫若同志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站起来!在革命工作上我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在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工作上我也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在纪念闻一多先生八十诞辰的时候,作为一个热爱闻一多先生品格和学问的后学,我愿意把自己学习闻一多先生有关《诗经》研究的心得写出来,以响应已故的郭老在二十多年前,为纪念闻一多先生所发出的这一切实的提议。     

论闻一多的新诗

今年是闻一多先生诞生八十周年,又正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是新诗诞生的标志。这个时候,全面地研究闻一多的新诗,是对他的一个纪念。闻一多的新诗,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四人帮”的破坏。“四害”横行之日,江青窜到闻一多的母校清华大学,在光天化日之下,编顺口溜无耻地辱骂闻一多。那时候,谁争取过民主,就成了异端。因为“民主派=走资派”。就这样,为争取民主而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革命烈士闻一多,竟然在九泉之下也受到株连。“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一直更深切地怀念闻一多。新诗的第一个十年间,出了八十二个诗集。闻一多占两个:《红烛》(1923年)和《死水》     

关于闻一多的一篇佚文——《晨夜诗庋·跋》

前不久,我发现了闻一多先生的一篇佚文——他为彭丽天的新诗集《晨夜诗庋》写的《跋》。这篇《跋》,似少为人知,不仅《闻一多全集》未收入,连有关闻一多的年谱、传记、论著也未提及。众所周知,闻先生是一派诗宗。他影响、鼓励和帮助过一批青年诗人,彭丽天就是其中的一个。彭在《晨夜诗庋·后记》中说:“我在此尽忱谢谢闻先生给我许多的教益和帮助。”闻先生在《跋》中也说:“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总算是因为我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晨夜诗庋》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时,闻先生虽然已停止创作,但他仍然作为这个诗集的发行人,使它得以问世(代售处是北平佩文书斋);还为它作了     

心火发光,琼花凝香——论闻一多诗的艺术风格

闻一多先生的新诗有《红烛》和《死水》两个集子。《红烛》收集的是从一九二○年七月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西岸》起,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写的《红豆篇》为止的作品,共一百零三首。《死水》收集的是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作品,共二十八首。《死水》是《红烛》的发展。从《红烛》中还看不出闻一多鲜明的创作特色,但在《死水》里则表现出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闻一多对新诗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他的诗作是这些理论实践的结晶。闻一多一生写的新诗不多,而能显示出鲜明特色的也只有二十多首。但诗贵精不贵多,这些作     

从《战声集》看郭沫若新诗审美要求的变化

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新诗,在“五四”诗坛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映耀着整整一个时代。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整整十年间,埋头于古代史的研究,他笔下的诗流壅滞了。“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沸了郭沫若胸中的热血。他别妇抛雏,只身逃回祖国。诗情又在他身上汹涌起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写了将近30首诗,合成《战声集》出版。这是新诗巨匠郭沫若诗笔冰封了十年后的解冻,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注意。但是,它们当时远远没引起如《女神》那样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也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这个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郭沫若《女神》综论

郭沫若的《女神》是时代的最强音,充分反映了诗人强大的创造力和浪漫主义的个性。郭沫若高出同时代诗人的地方,是他在“绝端的自由”的诗形中贯注了真正的诗情,坚持了他情感一元论的诗学观点。他的狂放的诗风主要与惠特曼有关,他的泛神论具有时代的内容,《女神》不是那种历久弥新的艺术品,它是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     

《女神》与庄楚文化

郭沫若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者,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作《女神》打上了庄楚文化的烙印。郭沫若少年时代受到道家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女神》中,对自然、女性、光明、太阳和月亮的崇拜与庄楚文化有着不可割弃的联系。《女神》是饱含着作者青春激情、鲜活浓郁的,具有“五四”时代精神的生命颂歌,庄楚文化是作为作品的深层次意蕴而存在的。     

试论闻一多关于新诗绘画美的理论和实践

新诗的“绘画美”,是新诗艺术美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闻一多的理论和实践在新诗美学发展中具有开创的意义和价值,对此,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一一九二六年五月,在《诗的格律》这篇重要的新诗论文中,闻一多第一次使用了新诗“绘画美”这个概念。他把绘画美作为和音乐美、建筑美同等重要的诗歌美学要求提出来,他说: ……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种认识,这种提法,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不过,《诗的格律》一文的论述重点是建筑美。对于“绘画美”,只肯定了它在三足鼎立的新诗美学中的独立地位,而沒有能进一步展开。新诗的这个重要美学课题,主要是由他的其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闻一多的新诗建设观

闻一多1912年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很长时间里他并未注意到诗歌界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新青年》开始刊登白话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古典文学,并以能写漂亮的旧体诗文而受到师友的赞赏。“五四”运动打开了他的政治、文学眼界,把他推入中国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中。他于1920年兴致勃勃地开始试写新诗。1921年,旗帜鲜明地宣告:“若要去做诗,只有新诗这条路走”,“要做诗,定得做新诗”。他大步跨进最早的新诗建设者的行列。同许多新诗诗人一样,除了大量创制新诗,闻一多也热衷于新诗建设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接触到新诗发展的若干本质     

一生三度感《湘累》

《女神》最早出版于1921年,它的思想充满着光和热。凡是读过《女神》的人,谁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作者——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卓越的革命诗人,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在思想战线上已是革命先驱者之一。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坛上,突破了旧诗牢笼,涌现了大批的诗人,涌现了大量新的诗歌,新诗渐渐雄据了中国的诗坛,受到了广大青年男女、工农群众和知识阶层的拥护。     

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诗人吗?

三十三年前,闻一多的老朋友朱自清在《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一文中,对闻一多的一生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说:“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郭沫若《女神》的历史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于一九一七年就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新诗创作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后起的郭沫若才称得上新诗的奠基者;胡适于一九二0年三月就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众口一词地认为,郭沫若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女神》——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形式,都达到了一个无与     

闻一多：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闻一多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建设集古今中西之大成,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闻一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英文诗歌,早期新诗试笔即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留学美国使得他更真切、更深入地感知了英美文化、英美诗歌;《死水》对英美诗歌的借鉴更自觉。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又鲜明地体现着对于传统诗歌艺术精华和传统诗学理论的撷取与承传。他的诗歌文学活动构筑了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新月派”诗歌研究札记二则

一、关于新诗格律的“三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日,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诗镌》(第七号)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如果按照朱自清的说法,视新月派为格律诗派的话,那《诗的格律》就算得上是新月派的艺术宣言.因此,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近半个世纪了,这篇论文的观点不断地被引用,不断地被阐述,但往往被误解.似乎人们就不懂得闻一多说了些什么,尤其不知道他想说什么.而且随着这几年闻一多研究者的增多,对于“三美”的误解也在加深,而且愈益系统化.我指的不是关于“三美”的评价,而是指对于“三美”     

《女神之再生》神话“重述”的新解——兼论郭沫若早期神话观念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领军人,郭沫若曾主张在诗歌的表现形式上脱离旧诗的约束,而诗集《女神》却在题材意象上大量地借鉴远古的神话资源.同时这一时期,郭沫若又创作了专篇论文《神话的世界》,从神话和诗歌创作的双重视角来考察古老的神话,形成了强烈而独特的神话意识.以往对于《女神之再生》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其对于女娲神话精神的重塑,强调其所蕴涵的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精神,而对于其中“颛顼与共工”的环节较为忽略.而结合郭沫若的神话意识和文学观念,我们可以在这饶有意味的改编环节中丰富对于《女神》诗歌意蕴的解读.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