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

苏轼对杜甫的理解与解释,可视为两位伟大诗人之间的对话。苏轼如何回应杜甫遗留下来的会话材料,既透视着杜诗作用于苏轼思想、行动的痕迹,同时也塑造着杜甫的形象和杜诗的品格。苏轼眼中的杜甫,与时论保有一定距离,不论推崇、调侃或微议,其主要从自身的个性、观念、体验等出发,更注重的是杜诗在自己心中引起的共鸣。苏轼以自己为杜甫的异代知音,而将杜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杜诗浸透在苏轼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已化作苏轼生命的一部分,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一种生命诗学。     

从苏轼坎坷人生诠释其词的主体情性

苏轼一贯将作家主体情性的自在体现,看成是文艺创作的根本动因和上乘境界.通过对苏轼坎坷人生、豁达性情及其作品的分析,诠释了苏轼词的主体性情与其饱经忧患的人生经历的关系,从而分析出苏轼旷远豪放的词风是与其独特的性情分不开的,这也就是苏词的"风韵"所在.     

论苏轼在徐州期间散文创作的成就

苏轼徐州期间散文创作总量不多,但艺术价值却很高,创作了多篇传世名作.从对这些散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苏轼从思想上到创作上都展现出一种新的境界.苏轼徐州时期散文的特点大致可以用三个字加以概况,即奇、放、变.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苏轼散文创作的技法和艺术特色,以归纳出苏轼在徐州期间散文创作的两大成就.     

温馨苍凉的情怀 纵横交错的时空——解读《满庭芳·归去来兮》

《满庭芳·归去来来兮》用跳跃的、纵横交错的笔法,将诗人半生事迹、一生向往浓缩在这首短短的词中,真实反映了苏轼的遭遇、情感和思想,完全可以将它看成苏轼的压卷之作。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论大慧宗杲对苏轼的接受

大慧宗杲是两宋最杰出的禅师,他的成就离不开对苏轼的接受。通过结交受苏轼影响很深的惠洪、唐庚、李彭、张商英、韩驹等,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间接接受;而通过对苏轼人品的称赞、置苏轼像于佛殿、对苏轼作品的熟悉评述,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直接接受。     

苏东坡眼中的白乐天——以徐州为中心

苏轼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苏之于白,由钦慕、效仿而至于并称,堪称两位伟大文人之间的跨代对话。那么,这一倾向是在哪里奠基的呢?笔者认为,是在徐州时期。谨以徐州为中心,梳理和分析苏轼眼中的前代诗豪白居易。从“乐天知命我无忧”,可见白居易诗歌对徐州太守苏轼的影响痕迹。从“我是朱陈旧使君”,可见苏轼对白居易致敬的别样形式,从“燕子楼空三百秋”,可见苏轼已经将对前贤白居易的理解,与自身、眼下和未来无痕有机地衔接起来,因此,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的苏轼,不愧是白居易接受史上十分典型和优秀的代表。     

论苏轼人格对诗格的制约

超脱、健朗、真率、崇道的人格特质,使苏轼之诗格呈现出率真清新、风行水上;纵笔好骂、豪放飘逸;针砭时事、匡时济世等的特点,也使其诗缺乏悲壮激昂之力度,飘逸不及李太白,深沉难逮杜工部.苏轼之独特人格,既成就了苏轼的辉煌,又限制了苏轼的进一步辉煌,阻碍了苏轼对自我的不断超越.苏轼现象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元杂剧中苏轼戏的结尾

苏轼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天才式人物,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苏轼的一生,其思想比较复杂,集儒、释、道于一身。元杂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对结局的处理就将苏轼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苏轼词学思想研究

苏轼是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也是古代最早的卓有建树的词论家之一。古今学人对苏轼词创作所取得的成就颇多论述,而对苏轼的词学思想却鲜有较系统的研究者。苏轼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的词论专著,但如果将其著     

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

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被贬黄州的苏轼惮于做诗为祸,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他视为"小词无碍"的创作中,致使其创作发生了由诗而词的重大变化.但因为那场文字狱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前期的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重要转换.     

论晁补之的散文创作

一晁补之是北宋文坛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与黄庭坚、秦观、张皆师从苏轼,联镳文苑,时称“苏门四学士”。《宋史·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最先将他们四人并提和加以宣传的,是苏轼本人,他在《答李昭书...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论苏轼与欧阳修的三代交谊

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族交往密切,苏轼终身对欧阳修充满敬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公的角度说,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从私的角度说,欧阳修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欧阳修不遗余力提携人才和苏轼的知恩报恩,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苏轼“道统”论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根据自己对儒学发展的理解排列了“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这样一条“道统”传承的谱系。苏轼本人还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积极投身于“斯文”的建设事业之中。苏轼“道统”论的提出建立在他对孟子心性儒学的信奉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关切的基础之上,体现了苏轼对儒道本质的看法——重视“士人”的内在修养并将儒道发扬光大。苏轼的“道统”论从侧面反映了唐宋两代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转折,它在儒学史上的意义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

尽管苏轼对高丽持雅拒态度，然而顺应高丽与北宋的文化交流，韩国高丽文学全盘接受苏轼及其诗文，形成“苏轼热”。其原因在于高丽重儒崇文的政治体制，苏轼敢于直谏、豁达入世的品格，苏诗的气质与文人的推动等。高丽文学着重是从苏轼诗文的题材、禅宗思想、化用典故、借用诗韵、活用诗句、摘用词语等视角入手接受苏轼及其诗文的。     

苏轼对杜甫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诗学是杜甫诗学的延伸和发展。杜甫诗学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杜甫创造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又将它积极地付诸实践。从创作上看,杜甫的诗歌涵盖了宽广的门类,而其根本原因是唐代生活的丰富性。唐帝国的世界中心地位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宽广的视域和众多的创作题材。苏轼是生活在杜甫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中国诗人。苏轼在继承杜甫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理论,其显著特点是与文章学理论紧密相连。宋代文化高度发达,当时中国享有东方文艺复兴的盛誉。在此大背景之下,苏轼诗歌所涵盖的门类更为宽广,以至于到了诗歌题材寻常化的地步。在西方大诗人中,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与杜甫和苏轼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诗歌寻常化的动力因,即苏轼宗教观的巨大包容性。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苏轼的幽默

提及苏轼,人们往往会想到一个仪态儒雅、气度雍容、满腹诗书的学者形象,而很少会想到一个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苏轼,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苏轼生活化的一面。实际上,苏轼乃是个颇为俏皮的人,从他生活中的一些幽默风趣的言行,同样也可以看出他不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