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成本现状及其控制

行政效益原则是行政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当然也是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原则。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是讲究成本意识的政府,这也是我们党执政为民价值观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因此,必须通过改革,最大限度地优化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公共预算视角下的政府运行成本优化路径

强化政府资源配置、优化政府运行成本是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公共预算视角,首先对政府运行成本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我国当前政府运行成本现状进行了阐述；然后,对我国政府运行成本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从专业化制衡体制、管理流程再造、会计监控等方面提出了改善政府运行成本优化路径、提升政府运行效能的相关对策.     

论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原则

在社会发展成本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的时代背景下,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重要性更加凸现出来。立足于我国实际的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决策,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原则,并通过比较分析这一主要途径将这种原则体现在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之中。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两年来的制度化进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问责客体限于政府系统;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程序可操作性不强;问责的法律体系尚存缺陷;转型中的行政生态环境还不能有力地促进问责制的推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是: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克服制度缺陷;革新行政环境,再造责任型行政伦理。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流程再造的路径选择

在政府流程过程中,重点把握好思想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组织问题、制度问题、流程问题、驱动问题和保障问题的解决,应该是路径选择研究的主要方向和路径设计的主要依据。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为支撑,利用客户关系管理(CRM),在电子政务环境下,整合政府流程再造有关信息资源,梳理当前政府流程再造的8种路径,设计和建立一套意识再造——环境诊断——资源重配——组织重塑——制度创新——流程优化——绩效驱动——技术、安全保障的渐进性路径选择体系,成为初步创建其路径选择理论框架,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条件。     

适度政府规模与我国行政改革

政府规模的循环膨胀弊端,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我国几轮程度不同的行政改革使政府规模扩张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界定政府职能范围是寻求政府规模适度性评价标准.要保持政府规模的适度性,创新政府理念、廓清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壮大社会力量,就成为标本兼治的路径选择.     

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困境及其出路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问题不仅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还一直是我国政府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治理顽疾。在我国积极构建节约型政府进程中,虽然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水平已有所提升,但在聚集普遍性、非法性、非公开性、灵活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于一身的“潜规则”情态下,依然面临着制度缺失致使权力异化、观念障碍导致认同困境、监督主体责任致使监督走样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价值取向纠结等多重困境。要破解诸此困境以寻求治理出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牢固树立规范意识,强化法制观念,并致力于夯实群众对节约行政成本的认同基础;同时不断加大行政成本信息的公开力度,确保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而且还需不断提高民众的综合监督素养,并注重运用一定策略来排除行政成本控制过程中的价值困扰。因此,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有效控制行政成本需要一个整体性治理的过程。     

浅议我国行政成本

本文研究了行政成本的概念,分析了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主要成因,提出了有效治理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措施,认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强化重点事项管理、调整行政区划、加大电子政务力度、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是我国治理行政成本过高的主要和有效措施.     

转型期政府行政成本问题初探

政府行政成本在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当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行政成本也呈现出一些特有的性质.本文通过研究转型时期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与特征,借鉴新公共管理中的有益启示,试图提出在当前社会形势下,抓住转型时期的机遇,控制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有效对策.     

转型期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十大挑战

当代中国波澜壮阔、快速激变的社会转型,引发了许多新的公共管理问题,对以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责为存在依据的公共管理部门,提出了包括理念重塑、职能界定、权力制衡、能力建设和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的挑战.这就迫使我国公共管理部门尤其是政府机关应当不断地转型和变革,在摒弃过时的管理模式和放弃某些旧的职能的同时,必须因应新的行政生态环境,尽快采取新的治理模式,以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面的秩序与稳定状态.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既是数量的扩张过程,又是质量的提高过程,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自1978—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36%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即转轨以来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与社会政策的走向

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社会政策的制定和选择对维系社会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因此,明确社会政策应有的发展方向并建立一种政策共识成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上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与社会政策的走向

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社会政策的制定和选择对维系社会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因此,明确社会政策应有的发展方向并建立一种政策共识成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上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转轨期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重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重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由工农分供分治的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向城乡一元的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也包括由重工轻农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向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这是一项量大面广的长期工程,必须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国际经验、中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目标,确立系统改革与分步推进的战略。     

"十一五"期间我国食糖供给与需求预测研究

我国的糖料作物主要包括南方的甘蔗和北方的甜菜,在充分考虑库存及进出口调节的前提下,对"十一五"期间我国糖产业的供给及需求能力进行预测和分析,并提出保障"十一五"期间我国糖产业供需均衡的政策思路及要点,推动我国的糖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资本外逃与腐败问题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和转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越来越为理论界瞩目。本文在测算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资本外逃数额的基础上，探讨了宏观环境的负面因素和腐败问题与资本外逃的关系，认为腐败行为导致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资本外逃的形式被外化的，如果腐败问题得不到根治，将会进一步加剧我国的资本外逃状况。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机制

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而良性的政治稳定机制必须具备制度保障、动力保障和社会保障。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要求有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机制的政治体系 ,使各种政治主体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 ,同时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政治稳定的动力保障是政治体系的吸纳和分配机制 ,政治稳定的持久性和生命力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自我更新。政治稳定的社会保障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包括输入机制和输出机制。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偏高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偏高既有理论方面的原因,更是现实方面的原因。为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应采取改革行政设置、建立完善的行政评价体系、通过立法杜绝浪费以及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措施。     

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

南宋时期是杭州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杭州是南宋实际上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表现在有关杭州的城市生活史料亦相当丰富.元代杭州的史料远不如南宋丰富,由于这方面反差,以致关于两个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将南宋末期及整个元代视作一个长时段的变革时期,即顺着南宋末期的轨迹,继续探寻元代杭州的发展路径,通过对杭州城市发展的某些方面的阐释,以期初步了解那个时代杭州城市的概貌,理解元代杭州相对繁荣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