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振华同志

振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如果不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对振华同志残酷的迫害,加重了振华同志的病情,振华同志本不应这样早地离开我们。而今天,正是年富力强的振华同志,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大展宏图的时候。 振华同志,你没有能够亲眼看到林彪、“四人帮”这伙封建法西斯匪帮彻底复灭的可耻下场,没有能够加入新长征的伟大行列,这对你可以说是不可弥补的终天之憾,也是我们——你的亲人,每一思及,就会感到无法抑制的痛苦。 振华同志,你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你的音容笑貌,你的高尚情操,你的优良作风,却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心中萦绕,     

忆艾思奇同志

时间要回溯到一九二七年,在日本东京近郊大岗山,我们几个云南籍的留日学生等待着一个从家乡来的新留学生。他来了。他个子不高,宽额下一双大眼睛闪亮。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当他和我们握手时,操着浓重的昆明腔:“您家请好好的?”身在异国听到乡音,格外亲切。经过自我介绍知道他名叫李生萱,这是我和艾思奇同志的第一次见面。不过艾思奇这个名字是七年后牠发表著名的《大众哲学》时用的。此后,除了熟悉的老友外,很少有人再喊他的本名了。日本的樱花,和那樱花映辉时的富士山是非常迷人的,不夜的“银座”也近在咫尺;但这一切对十七岁的艾思奇难以动心。他到东京后,整日坐在“榻榻米”上用功,     

忆艾思奇同志

我第一次知道艾思奇同志的名字,是在一九四九年。当时我还是个青年,正在常州师范学校读书。那时,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争读《大众哲学》,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从《大众哲学》这本书和思奇同志写的其它文章里,不仅得到了许多哲学知识和其它知识,而且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我没有读到师范毕业,于一九四九年冬天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革命斗争中,我进一步体会到《大众哲学》中所讲的哲学道理的重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一九五四年春,组织上把我从中央公安部门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工作。真是     

忆郭大力同志

在我一生的良师益友中,郭大力同志(1905——1967)是难以忘怀的益友之一。 记得我于一九四六年秋初到厦门大学时,暂住在海边附属小学的一间新建的平房里。过去整个四年时间都闷在湘西的兰田镇(今改为涟源县)和溆浦县的山野里,兼以生长内地,除“七七”事变后曾乘海轮由天津逃到青岛外,实际上从未领略海的风光。想不到大海有如此的魅力。因而每天一早即到海滨漫步,往往因捡贝壳和小海螺,大半天流连忘返,第一次即得一首小诗:     

忆澜波同志

一、西峰初识澜波同志我同党的接触开始于一九三五年,那年九月我在甘肃省庆阳县西峰镇结识了刘澜波同志。当时他是我党的秘密党员,我是一名满腔悲愤一心盼着抗日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青年军官。他同我的数次促膝长谈,解开我心中埋藏了许久的疑问和迷惑,使我在苦闷中看到出路,开始对于中国的命运、东北军的前途及如何才能抗日……等重大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开始学习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识中国的时局和头面人物蒋介石、张学良等。真可谓     

忆人民新闻家邓拓同志

一九六六年春节的夜晚,是我最爱回忆又最怕回忆的一个夜晚。在那天的傍晚,几位老战友相约去看望邓拓同志。我们来到邓家时,已是华灯初上。老邓仍是那样朴素,那样清瘦,一双眼睛仍是那样炯炯有光。室内除了摆满二十四史的书柜外,还有一套相当陈旧的沙发,几把椅子,和一张比较宽大的书案。邓拓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师长、战友,所以一见面总是那样亲切、热情,问长问短,关心倍至。他谈锋很健,说话饶有风趣,室内不时响起一阵阵欢乐的笑声。     

忆张锡昌同志在桂林

张锡昌同志于1980年6月19日逝世,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锡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者战斗的一生,他的为人,他的言行,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思之令人感奋。1940年夏,锡昌同志按照党的指示由浙东转移到广西桂林之后,我们长时间和他在一起,在工作上得到他的很多帮助,在政治和思想上,从他那里受到不少教益。他留在广西桂林的时间,前后有七年之久,从事于国统区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文化工作,许多事情现在还清晰浮现在我们眼前。     

忆铁人老队长──王进喜同志

铁人老队长虽然已离开我们25年了，然而他始终活在我们心中，他的精神永世长存．我是1958年7月27回到玉门油矿贝岛五队的，先后当过学徒工、钻工、司钻、副指导员、指导员，王进喜同志就是我们的队长。我在老队长的领导下工作、学习和生活整整7年，他的一言一行每时每刻都在教育、还策、激励我进步．（一）火车上的故事1960年3月15日．王进喜同志身穿老羊皮袄，怀揣毛主席的“两论”，率领全队33名职工，肩负玉门油矿上万名职工的期望，怀着早日拿下大油田、甩掉石油落后帽子的雄心壮志，登上去东北的列车．我们这个队多数青工是四）！D、…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思想和领导艺术

近些年来, 由于我国各方面领导工作面临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及培训各级领导干部的需要,广大从事领导科学研究、教学和在实际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建构和发展这门新学科的科学体系并不断丰富其内容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明显成绩。同时,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日益迅猛发展,各条战线上的各级领导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四重逻辑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党独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之始。总结井冈山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力,从理论逻辑上看,表现为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信仰;从实践逻辑上看,表现为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从制度逻辑上看,表现为党立足革命实际的规制建构;从价值逻辑上看,表现为党对人民至上价值旨归的遵循。研究井冈山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力的逻辑内涵,对从历史经验、现实发展和未来展望的融合中探寻党执政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忆我们尊敬的老师——刘丹岩同志

我校哲学系前主任、我们尊敬的老师刘丹岩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们迎来了教育的春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使我们常常回忆起刘丹岩老师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贡献,更增强了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中央领导同志谈学会的机构改革

1992年3月中央领导同志乔石、温家宝在听取中国科协党组织汇报时谈到:中央提出要精兵简政,并根据体制改革要求正在研究制定指导原则和总体方案。无论是党和政府的部门,还是学会(协会、研究会)都会面临改革的问题。不从改革上来考虑学会的管理和领导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建议科协组织力量,提早研究科协的机构和下属学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办法,向中央编制委员会提出积极的、建议性的意见。对科协所属学会,一方面要加强管理,防止盲目发展扩大,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要分类指导。科协和学会要有     

领导艺术与“领导科学”探讨——与李瑞英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管理科学的研究已引起人们的重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1981年第一期发表了《光明日报》理论部李瑞英同志《领导艺术与领导科学》一文;1982年第一期又发表了李瑞英、石琰玖同志合写的《略论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文。前后两文,议论的中心都是一个,认为     

将军风范今犹在——忆程悦长同志

我跟随程悦长将军,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到陕甘宁边区,后又到天山脚下,数十年的战斗情谊,难以忘怀。将军慈洋的面容,朴素的作风,马革裹尸的壮志,麟凤龟龙的品德,无不铭记在我的心中。(一)我从抗大七分校分配到新四旅不久,就从战士们的口中听到,程悦长副旅长打起仗     

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时的讲话

我们党历来是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科学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概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涵,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过程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研究分析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下的国际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服务。     

毛泽东领导思想三题——答于尚富等同志

拙作《论新时期毛泽东领导思想的新发展》引出了于尚富等同志的大作(见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尽管文章的观点我不完全同意,但我认为,商榷比赞扬更有益。现就文章提出的三个问题,简答如下,不妥之处,望再赐教.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论与领导方法的科学论述

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文选》第109页）这一精辟论述,既说明了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认识论和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又为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正确地研究指明了方向。 结合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阐述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实践——认识——实践”、“群众——领导——群众”、“个别——一般——个别”这三个公式突出地体现了这个特色。为了在新形势下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和领导艺术,应当很好地学习和研究这三个公式各自的内容及它们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这一思想的运用和发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与青年同志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忽视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使个别青年对党的领导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如有人提出: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都搞得很好,我国也应实行多党制。并且认为无论哪个党、谁有能力搞四化,谁就执政,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就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党制度,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如何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事四化建设等问题。     

新疆市场营销学会成立张文岳副书记等领导同志到会并讲话

新疆市场营销学会成立大会于１９９７年４月８日在乌鲁木齐举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张文岳、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玉素甫·穆罕默德、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米吉提·纳斯尔、自治区社科联主席（原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冯大真等自治区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来自企业、大专院校、社科研究单位和区内各大报刊的１００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新疆社科院院长王拴乾担任学会会长，并聘请玉素甫·穆罕默德副主任为学会名誉会长，聘请金云辉、冯大真、达列力汗等领导同志为学会高级顾问。张文岳、玉素甫·穆罕默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自治区社科…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问题——与竺柏松同志商榷

竺柏松同志在《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竺文”),对武昌起义酝酿时期、爆发时期和起义胜利后三个时期的领导问题,分别做了分析和论述。对前两个时期的看法,笔者是赞同的;但对竺文中关于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商榷。竺文说:“武昌起义胜利后,是指10月11日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