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二

"重造"思想是沈从文的核心思想之一,它由多个思想成员集合而成,在思想策略、思想性质与内部关系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策略特征在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从强调个体独立自由思想的立场出发,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话语.在沈从文的"重造"思想成员之间或某一成员内部存在着一种张力结构.     

论沈从文的“地方重造”思想——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四

沈从文所说的"地方重造"指的是大湘西的重新改造.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地方重造"思想逐渐生成.湘西地方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生成的外在客观依据,而他热爱湘西地方的浓烈情感则是内在成因.就湘西地方如何重造,沈从文提出了个人的方案设计.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的特点在于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统一,且与其湘西少数民族立场密切关联.     

人格退行: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分析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理,是一种新的视角.沈从文在乡土小说中所建构的理想的生存图式,心理根源是其人格发展在童年时期出现的"停滞现象",在都市遭受精神挫折后,出现了"退行".这种"人格退行"决定了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的创作基调和整体风格.     

沈从文"湘行"散文的生命观解读

通过文本细读方法,解读沈从文的"湘行"类散文,感悟他独特的生命观.沈从文"湘行"类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不可多得之作.较之其乡土小说,散文更加凸显沈从文生命体验的感悟和认知.沈从文文学的总体思想是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天人合一"的自然生命观念,在散文中体现这种观念的主要话语要素是生命、水、自然、美、神巫.     

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社会

抗战时期,身居昆明的沈从文写下了很多关于云南社会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多方面披露了抗战时期的云南世俗市侩的社会风气,还刻画了一类"软体动物"似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形象.与"湘西世界"相比,这时期在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社会是一个让人痛苦、使人无奈的现实世界,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这一时期也是沈从文创作技巧和思想渐趋成熟,并且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也深入到沉潜的重要时期.     

从《沈从文书信》解读沈从文与胡适关系

<沈从文全集·书信>共收录<致胡适>35封,主要涉及教学,新文学运动发展,求助,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情况,爱情婚姻等5个方面的内容.解读梳理这些书信,可以对沈从文和胡适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胡适之于沈从文,是亦师亦友的人物.在沈从文的文学人生中,与胡适相识相知的一番经历,对他影响极大.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始终为沈从文所心悦诚服.在创作上,沈从文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忠实实践者.     

沈从文创作晚期文化阐释视阈论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创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阐释到创作后期的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再到创作晚期的人类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他的创作思想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是吻合的.在创作晚期,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把关爱人类的生存及其发展作为旨意,体现了强烈的"人类"意识.     

《沈从文研究》第一辑出版

<正>2018年10月12日,由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编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学术集刊《沈从文研究》第一辑在北京正式"面世"。集刊刊名由沈从文表侄、当代著名艺术家黄永玉先生题写。《沈从文研究》第一辑共发表20篇文章,主要围绕沈从文的《边城》思想情感内涵和语言艺术特色、沈从文的人类本体论艺术思想、沈从文的书法和画论的诗性构建、以及1949年后沈从文与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等方面展开了论述。     

会通与融摄：论沈从文与佛家文化

沈从文研究已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依然有着新的探究空间。《会通与融摄:论沈从文与佛家文化》从沈从文的人生境遇、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上深入地探讨了其与佛家文化之间的因缘;《〈雪国〉与〈边城〉:东方情爱文学的双璧》则从比较文学的视阈出发,指出两者都有着共同的"东方情结",那就是对于美的执著追求;《"去乡"与"返乡":沈从文地域文化观的建构》发掘了沈从文不同时期地域文化的建构与具体构成;《论〈长河〉关于现代社会变迁的叙事策略》则对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下的人事互动在文本构成上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去乡”与“返乡”? ——沈从文地域文化观的建构

沈从文研究已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依然有着新的探究空间。《会通与融摄:论沈从文与佛家文化》从沈从文的人生境遇、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上深入地探讨了其与佛家文化之间的因缘;《〈雪国〉与〈边城〉:东方情爱文学的双璧》则从比较文学的视阈出发,指出两者都有着共同的"东方情结",那就是对于美的执著追求;《"去乡"与"返乡":沈从文地域文化观的建构》发掘了沈从文不同时期地域文化的建构与具体构成;《论〈长河〉关于现代社会变迁的叙事策略》则对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下的人事互动在文本构成上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阅读王家卫：行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孤傲身影

王家卫的电影一直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寻求平衡,而且"另类"正越来越成为一种商业姿态;断裂的时空观符合后现代艺术的"拼凑"特色,但其深层原因在于超越存在主义的精神求索,是充满了渴望的青春物语;孤独的精神世界是王家卫自身在社会、电影界的精神投影,是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徘徊不定的精神"失语".     

马克思早期公正思想研究

马克思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一生与他为人类追求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密切相关。马克思早期公正思想为马克思公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公正不是自在之物”是其公正思想的逻辑起点;“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查更加必要”是其踏上争取公正政治道路的标志;“人类世界的不平等是平等的色彩的折射”是其捍卫劳动人民物质利益、争取公正的开始。     

颜色的象征意涵——试析德语作家特拉克尔诗作中的“白色”

现代德语作家特拉克尔对颜色词的运用可谓独具匠心,其中白色巧妙地隐喻了诗人内心矛盾的情感:对母亲的怨和对妹妹的爱.正是这两种对立的情感使诗人一直在痛苦中煎熬,而对现实世界的悲观认识,更使他笃信只有在"白色的"死亡中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白色不再只是用以描绘事物的自然状态,它在特拉克尔的诗作中获得一种超验意义.     

郁达夫:终生追求美的诗人

郁达夫是一个终生追求美的诗人。这一个性心理表现在他追求作品的艺术美、偏嗜女性美和沉迷自然山水美三个方面。郁达夫对作品艺术美的追求是对其在早年生活经历中形成的自卑、孤独和忧郁心境的补偿和超越,这不仅使他以“美”作为创作的标准,而且使他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追求“美”:偏嗜女性美是对“诗意”的女性的审美追求,沉迷自然山水美是其审美追求在生活中的泛化。     

克尔凯郭尔的世界

克尔凯郭尔“相信”有一个悖谬的世界,他相信荒谬的力量,相信不相信,以此磨炼他的意志。他引用圣经中亚伯拉罕的故事,说明信仰就是对不可能之事所报的热情。但与一般的有神论不同,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也同时是一个与上帝搏斗的过程:他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信神而又与神过不去,使理解成为一件不可思议之事。这种态度,使克尔凯郭尔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个与黑格尔不同的纯粹个人的世界,强调精神的个性与纯粹性。     

葛浩文“用达雅”翻译思想研究——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翻译家葛浩文认为他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不太大, 这意味着国内译学界原本疏离的二者更有渐行渐远的趋势。文章通过对葛氏文论、访谈实录及其译本的分析, 梳理出“用达雅”的翻译思想:“用”于构建中国他者文化形象, “用”占据核心地位, 它决定了“达”于西方大众读者的内容和方式, 也决定了翻译之“雅”在于策略和方法选择的“因用制宜”。通过对葛浩文“用达雅”翻译思想的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 尽管他认为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不太大, 但在他的翻译思想中显示出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     

认识主体性理论的逻辑进路:从笛卡尔到伽达默尔

主体问题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重要的哲学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随着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得以深入。人类对于该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主张主体只是上帝保证下的认识客体面前的消极“沉思者”或“旁观者”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大陆唯理论的主体观,与认为主体只是认识客体面前的被动“反映者”的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的主体观,到主张主体在认识客体面前是一个积极“能动者”的康德的批判主体观,再到认为主体的认识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结构,在这种动态的发展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达到融合统一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主体观的演进,从而展现了一条认识主体性理论发展的逻辑进路。     

重读王维 --从《竹里馆》说开去

本文通过对王维种种"历史问题"的解剖,试图对王维其人其诗有一个更贴切和公允的评价.文章以人类共同的人性人情去贴近千载而上的古人,揭示了王维作品中隐含的丰富而又多彩的情感内容,认为被人们目为"诗佛"、"隐士"的王维,其实终其一生都是深于情的一代"情种",而王维诗歌之所以能在李杜之外名列盛唐诗人之首,其原因正在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挚的情感内涵.     

孙星阁书画艺术的“势”之美

“势”,是著名潮籍国画大师孙星阁艺术创作的核心理念,在其诗书画艺术尤其是山水画的创作中,他创造性地承接了这一审美传统,体现了对“势”的独特理解和表现。其书画艺术中的“势”之美源于画家“胸有丘壑”的审美体验,呈现出“势”“合”相生的整体和谐之美,也是本于“师法自然”、独有创化的结果。     

袁枚与儿童文学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了很多自然、流丽、极具个性的少儿诗作,表现了他对儿童文学的高度重视。这些诗作与袁枚独出机抒的"性灵说"的主张吻合。袁枚一生都激赏少作,使得天资聪慧的少儿作品得以留存,为后人研究儿童文学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