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启动模式——以立案与初查为线索

我国现行的程序型侦查启动模式存在一系列弊端,包括立案程序的虚置化、初查程序性质不明和侦查机关权力过大。除了这种侦查启动模式之外,域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随机型的侦查启动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控制了侦查机关的权力,更加适应案件办理实践的需要。我国有必要以域外的随机型模式为借鉴,改革本国的侦查启动模式,即弱化立案程序的功能,承认初查的侦查性质,并建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外部审查制度。     

回顾与反思:透析刑事案件初查制度

初查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实践的产物.刑诉法有关立案程序的设置、犯罪的复杂化和诉讼实务中对立案指标的应用,是形成这一制度的法律原因和现实原因.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初查制度发挥着保障人权、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基于现行刑事程序法律框架的限制,初查制度不仅面临着合法性不明、法律性质不清的理论困惑,而且难以发挥案件分流的功能.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立法上取消立案程序,在"明示初查"与"默示初查"两种模式间作出选择.在当前立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应当肯定初查制度的存在价值,正确运用初查的方法和有效使用初查中获取的证据材料.     

我国贿赂犯罪立案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以事模式的立案程序实现了对大量普通刑事案件及时有力的侦办。然而,对于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其犯罪事实的发现及其后继侦查并不符合先事后人的发展规律,现有的立案模式不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而且还对案件的办理造成实质影响。应建立符合贿赂犯罪查办规律的、集启动、初查、查问、决定环节在内的立案程序。     

立案不实的根源探究——兼对立案程序独立性的质疑

刑事立案阶段的问题主要是立案不实,存在严重弊端,其独立性地位值得质疑.立案阶段的独立性地位导致了种种问题,致使立案和侦查的脱节.建议取消其独立性地位,把其纳入侦查程序.这样既可以有效防止立案不实的现象,也可以使得立案和侦查有机地连接为一体.     

论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地方司法实践的探索不断展开,我国刑事立案标准逐渐呈现出三重意蕴。在刑事诉讼法律层面,“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被理论界普遍认为是我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由此形成了立法层面上的宏观标准。由于宏观标准过于抽象,最高司法机关和国务院主管部门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立法上的刑事立案标准进行了细化,由此形成了司法层面上的中观标准。籍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辅助,办案人员可以按照某一类案件的证据清单审查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证据层面上的微观标准。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都有各自的实施场域和作用空间,三者相辅相成。通过分析和研究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而为我国刑事立案制度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刑事立案博弈的均衡性探析

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刑事立案困境引起了很多争议,本文通过引用“颤抖手均衡”、“信号传递博弈”两种博弈分析,论证了在不完全信息动态立案博弈中部分立案标准的非纳什均衡性,并认为非均衡性的存在及立案和起刑的双重标准是导致立案困境的经济动因,提出立案标准的均衡水平应与政府的客观现实状态相适应。     

刑事立案数额设定的立法探讨

我国刑事立案数额设定因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设立技术的滞后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不断深化的犯罪价值认识水平,存在设定随意等诸多缺陷。对于立案数额标准的确定,可以结合我国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借鉴国外刑法典的数额立法,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衡量数额大小的可变的参照物,建立统一的既能确保法律稳定性,又能保证灵活性的数额相对确定的立法模式。     

刑事立案数额设定的立法探讨

我国刑事立案数额设定因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设立技术的滞后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不断深化的犯罪价值认识水平,存在设定随意等诸多缺陷.对于立案数额标准的确定,可以结合我国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借鉴国外刑法典的数额立法,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衡量数额大小的可变的参照物,建立统一的既能确保法律稳定性,又能保证灵活性的数额相对确定的立法模式.     

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探讨——兼论侦查程序改革

遵循刑事诉讼运行的基本原理和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取消立案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开端的独立地位。借鉴不同诉讼模式国家的立法例,将其改造为一种犯罪信息登记制度,作为侦查的前期工序,发挥司法统计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功能;建立随机型的刑事诉讼启动模式,吸收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以及实践中“初查”的做法,将其完善为初步侦查(调查)阶段,对案件进行分流。并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制约,尤其要预防强制措施的滥用,提高刑事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水平。     

职务犯罪初查的现实困境与改革途径

职务犯罪初查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初查的制度建设相对于初查实践活动严重滞后,职务犯罪初查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初查功能不足、初查方式匮乏等现实困境.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职务犯罪初查的功能和作用,有必要加快对初查制度的建设,明确初查的法律地位,设置合理有效的初查权,同时也要加强对初查工作的监督.     

论立案型留置措施

从留置决定作出的阶段或环节来看,可以将留置措施区分为“立案型留置”和“调查型留置”。立案型留置是将留置措施部分嵌入立案程序之中,在作出立案决定时同步决定采取留置措施;从外部来看其具有相对的同步性,从内部来看其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其适用条件具有双重性。我国各级监察机关在实践中自生自发地开展了立案型留置的创设与探索,这主要源于立案型留置部分回应了留置措施类型化、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有利于克服监察立案公开制度的弊端,监察机关对立案法定要件存在过高把握倾向等因素。但是,立案型留置与现有监察立案制度、初核限定规则、留置证明标准等制度之间具有潜在的冲突关系,在实践运行中可能带来相关制度异化风险。因此,对立案型留置的适用范围、运行程序等内容予以限定和完善。     

论刑事司法权威的程序保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一项宏伟目标。法治的时代也是以法为尊、法律至上的时代。司法权威在全社会的普遍建立,无疑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基于此,本文试图以依法治国为背景,从程序的视角分析司法权威的确立与实现同正当程序的关系,以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探析刑事案件的充分立案

在我国,犯罪立案数只占实际发案数40％左右,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立案不实主要是法制不完善(尤其是刑事法律有关立案的规定不完善)和司法环境的影响。为了有效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解决立案不实的问题,必须改变我国现行立案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于检察院建立统一的立案科,并完善立案程序,同时推进司法改革,改善司法环境,真正实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案与证据收集

伴随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断成熟完善,商业贿赂作为一种潜规则,逐渐蔓延并渗透到各个行业,愈演愈烈。国务院要求加大打击力度,深入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重点部位的大案要案和窝案串案。完善查处对策是加大打击力度的重要手段。多渠道获取线索、科学实施立案审查、强化各类证据收集手段的运用,成为高效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主要对策。     

论律师伪证罪的立案启动与规制完善

律师伪证罪立案启动制度的理论基础有三:宪政精神是立案启动制度的最根本性因素,刑事政策是立案启动制度的基准性因素,启动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是立案启动制度中最活跃的因素。我国律师伪证罪立案启动制度的特征有二:一是本土色彩浓重,二是立案渠道单一。本罪立案启动机制的缺陷有三:强制措施方面存在问题;立法上的抽象导致立案启动的随意性;本罪的立案启动容易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认罪——律师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律师妨害作证(或伪造证据)——立案启动的生成模式。目前我国的立案启动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从以下方面来完善:完善管辖制度与回避制度,引入司法审查制度,要确立法院对公安机关行为的指挥与监督,相关沉默权制度的建立,以及创设辩护人非暴力犯罪的强制措施豁免制度。     

论中国程序宪政新理念

1982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宪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部宪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然而,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规定的程序性条款却是少之又少。又加上中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程序在维护宪法权威上的贡献并不容乐观。所以宪政的程序机制是不容忽视的。宪政作为一种宪法文化现象,是指以特定价值观念为导向,以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为手段的民主政治形态或过程,当然这种宪政的实施是以宪法为前提的。其中特定价值观念是指符合近、现代宪政发展的基本精神的价值,贯彻人民主权,保障公民权利,把人作为社会发展最终目的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要接受正当性的考验,这种考验必须通过程序方式进行。     

浅析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初查

检察机关的初查是指对可能涉及职务犯罪的材料或线索按照案件管辖规定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调查,以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存在,是否需要立案侦查的专门的司法活动。我们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初查是整个办案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初查环节的质量直接影响整个案件的走向。笔者结合办案实践,就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谈几点看法。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程序价值

程序价值是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要探讨的问题之一。程序的意义体现在：程序的健全,程序的合理化、正当化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程序的正当与合理为理性选择提供了一种保证。程序实际上提供了某种认识模式．程序的合理化和正当化实际上是认识的方式和模式不断变革的过程。要想构建适合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程序价值。要想在中国不断的使程序这种社会结构更加完善、合理和正当,就必须坚持总结世界文明史上有关程序的基本理论、基本经验。以之指导中国的程序实践。     

论刑事发回重审制度之废除

刑事发回重审制度在“79”刑事诉讼法和“96”刑事诉讼法得到了完全一致的规定，但该制度有悖于现代诉讼理念，在法理基础和社会原因上存在诸多缺失。根据我国刑事发回重审制度的司法实践，参照国外相应的成功经验，该制度应当废除，而不能寄希望于单纯外科式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