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拒绝加入八国集团的思考

冷战结束以后 ,八国集团对于吸收中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主要原因有 :八国集团为了壮大自己 ,迎接挑战 ;增加进行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维护既得的利益分配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目共睹。但是中国拒绝加入八国集团 ,主要原因有 :八国集团与中国所提倡的国际政治民主化背道而驰 ;担心八国集团架空联合国及安理会 ;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实行自由兑换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八国集团曾经制裁过中国 ;考虑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无论是八国集团还是中国 ,都面临着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话语权的构建及路径

201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分别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被首次写入联大安全领域,世界逐渐听到中国发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未来必须通过坚定中国道路,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强化中国话语权的辐射力;增强中国实力,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提高中国话语权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化交流,增强中国话语权的亲和力;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国家形象,扩大中国话语权的宣传力,更好地构建中国话语权体系。     

试论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

在梳理并重新界定“民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杠杆推动作用。从这一作用也可以看出,中国民意已经具备了国际影响力。当然,这种民意外交影响力的增强给中国公共外交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加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必须重新审视中国民意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建立与民众信息交流和反馈的有效机制,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提高民意的外交影响力。     

论国际法上的自卫

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依据之一,但自卫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必要性、相称性和安理会主导三项原则。因此,人权事件并不构成集体自卫的合法授权,预先性自卫也不为现行国际法所确认;只有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主导下才能合法有效地对恐怖主义行使自卫权。     

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研究

台湾"参与国际活动"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与难题,其核心是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决定了其"参与国际活动"包括"参与联合国"活动必然受到限制,即不能冲撞"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国际框架。然而在实践中,台湾当局往往背离这一基本原则,由此导致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的产生。在不同时期,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从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演变中,依然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线索,如一个中国原则不可动摇、增进双方政治互信的重要性以及"个案处理"方式等。     

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

根据文化人类学中拟剧理论和当代文化叙事学的某些视角，帝制中国所有与君权合法性相关的制度、行为、政策、言论、神话、仪式、名号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合法性叙事与表演，透过这种民族集体的或文化整体的连续表演和叙事，就可以发见绵亘于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君权合法性信仰系统。其中，基于君德的合法性信仰为其核心，而基于君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信仰、基于君主显赫功绩的合法性信仰以及基于君主正当名分的合法性信仰则是其重要内容，它们在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论冷战后禁飞区的实施困境与出路

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武力措施,禁飞区是联合国安理会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一种新方法。通过分析冷战后伊拉克、波黑和利比亚三次禁飞区实践可以发现,禁飞区虽然在《联合国宪章》中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却处于实施困境当中。这些困境包括:缺乏安理会授权建立的禁飞区在形式上就不符合国际法;获得安理会授权建立的禁飞区虽然在形式上符合国际法,但是缺乏设立条件、程序、主体、判断标准、监督和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从国际法理论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上述困境的成因有国际法执行机制比较薄弱、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比较原则、禁飞区的设立和实施严重受制于西方国家的主观意图等多方面的原因;上述困境的存在也给国际关系实践造成了较大的危害性。因此,积极完善禁飞区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具体包括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安理会在授权使用武力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明确禁飞区自身的定位性质;严格限定实施条件和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作为中国来说,也应该从国际法方面积极加强完善禁飞区制度的对策研究。     

朝核危机的国际法解读:以安理会决议为视角

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的卫星发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朝核危机的普遍关注.国际法核心价值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宗旨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在现代国际法中的重要法理地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本宗旨与国际法实施机制的特性决定了安理会决议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法律规范性.安理会决议视角下朝美外交博弈的探讨揭示了朝美外交政策的法理困境,从而有助于相关各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制定化解朝核危机的行动路线图.     

韩国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参与——基于利益与身份追求的考察

二战后,联合国在人权领域主导并构建了一系列公约、条约和人权机构,形成当代国际人权机制。韩国对人权机制的参与渐趋积极,表现为批准、加入和落实核心人权公约;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中表现活跃,尤其是参与人权理事会;倡导和传播新的规范,例如保护的责任。韩国的行为可从利益与身份追求两个维度解析。利益驱动力来自国家、朝鲜半岛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身份追求表现为韩国欲通过"中等强国外交"寻求国际社会"正常国家"的定位。     

中国外交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战略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强国发展势头衰减,一批新兴国家特别是体量庞大的中国开始从国际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国际秩序处于加速转型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外交,面临各种现实问题和矛盾,如走和平发展之路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平衡问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博奕、制度参与与制度创设、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大国责任与量力而为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和矛盾.这要求中国外交具备驾驭各种复杂现实问题和平衡解决矛盾的艺术.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恰当定位的基础上,中国外交需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给出解决现实问题和矛盾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