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下协商民主在政府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府公共事务决策的途径也逐渐增多。由于网络协商民主具有传统协商民主不具备的主体广泛性、平等性及信息即时性等优势,发展网络协商民主不仅为我国政治协商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政府如何科学合理地规范这一新的协商形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政府要强化自身主体地位,重视舆情引导;完善相关机制,多部门统筹协调;重点培育公民的政治理性,提高公民个人素养;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为网络协商民主消除障碍。政府的这些举措,既能促进网络协商民主的规范发展,也会使政府自身从中获益。     

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协商民主的中国视角

20世纪末期兴起的协商民主,在弥补传统民主缺陷,提升民主品质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热点。中国历史传统中蕴藏比较丰富的协商民主资源,现代革命和建设中创造性地进行了协商民主的实践。在新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重视和积极发展协商民主,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并将各种民主形式结合起来,将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为更好地发展民主,可借鉴一些西方的民主理论。公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中介,而协商民主则充当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工具,民主政治就是两者的契合点所在。从公民社会的视角看,民主政治是公民本位的回归;从协商理论的视角看,民主政治是保障政策合法性的根本制度,两个理论对政治的挑战,决定了民主的必要性。为了实现民主政治多向度的＂前进＂,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必须和健全的协商民主相结合,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培育社会资本与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价值,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创造的一种重要民主形式。而社会资本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坚强基石。信任、互惠、参与是社会资本和协商民主共同推崇的基本理念,协商民主的运作离不开协商主体之间的互信、合作、参与、宽容。通过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借助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建立公民之间的互信关系,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可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健康成长提供优良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论协商民主

20世纪晚期出现的协商民主理论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民主理论模式,它可以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中发现自己的原始存在,它是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协商民主强调民主的协商性、决策的合法性、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责任性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的反思和替代。     

中国公民社会民主实践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借鉴

公民社会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我国逐渐兴起的,至此,现代社会在我国也被划分为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两部分。按照传统的习惯,政治国家包办所有管理职能的社会管理模式显然不适应当前的国情,并会引发很多社会冲突。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理论,协商民主理论被看作是可以弥补传统民主理论中重视自由而相对忽视平等价值的缺陷。我国民主建设中不乏协商式民主的传统,但基于相关体制的不健全和扩大公民民主参与的需要,通过引入和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来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传统就有其建设性与必要性。     

协商性民主

协商性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决策应该通过协商而不是金钱或权力的途径进行,而且协商决断的参与度应该尽可能平等和广泛.协商("沟通力")是通过社会价值规范、传统和语言实现社会协调的媒介,它以市民社会为制度核心.本文首先对协商性民主的社会理论基础进行审视,然后指出了现代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层及协调机制分化的背景下面临着两个悖论,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独特的沟通力,在文章的最后,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政治、伦理和认知等方面的功能.     

协商民主:从政治协商到国家层面的基本民主制度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采用"协商民主"的理念,并进一步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规划和部署,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制度选择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外在制度体现的又一次科学概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及其制度实践,必将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的、覆盖全部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民主制度建设。     

论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定位

20世纪后期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要看到,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协商民主之间是存在差别的。一是西方的协商民主与中国原有的政治协商制度有异;二是政治环境的差别。协商民主与中国民主并不相悖,虽然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对于中国民主是有益的,应该借鉴和吸取。协商民主能够成为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善于领导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适用于社会诸领域。通过实例分析说明,它应该赋予参与者同等的话语权,把所有与议题相关的群体都纳入到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媒体、学者等中立方的监督作用。这些规范要求可以保证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以提高经济生产效率,消除分配不公现象;能够帮助协商各方消除误会、达成共识,有效进行民主决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理论生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生成具有多维度的依据,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最为本质的理论基因,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其产生的制度渊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发展的活头源水,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则是其不断完善的重要推力。     

四川选举民主与浙江协商民主之比较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两种重要形式,二者在我国的实践和运用,形成有四川选举民主模式与浙江协商民主模式。前者以自由、公开、竞争的选举为主要特征,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协商民主作为有效补充,其发展前景堪忧;后者为民众搭建了一个与政府平等、自由、自愿进行沟通、交流、协商的公共对话平台,拓展了基层民主,但由于缺乏选举民主的作前提保障,其也陷入了发展困境。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必要补充,而选举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前提保证,二者共生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应有的题中之意。     

协商民主与政党制度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尽管目前其实际运行的经验还不是很多,但是已经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协商民主关怀的核心是立法和决策达成的形式,而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是立法和决策形成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协商民主情境下必然涉及政党和政党制度,现有的政党制度虽然不能按照协商民主的路径行进,但是无论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政党制度,都能够从协商民主的理念中获得知识资源而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审议民主与公民意识

为了改善目前的代议民主流于程序性民主、弱民主的流弊,一种强调公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审议民主理论,成为近20年来政治发展的显学,值得吾人重视.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丹麦首先发展出来的新兴民主决策模式,逐步地在丹麦、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进行实验,从实验的经验中显示,它能让公民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决策,并能有效提升公民的公共参与决策的质量,因而相继扩及亚洲的日本、南韩、台湾等地.基于此,本文的重点在讨论审议民主的意涵、优点及限制,并探讨其与公民意识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审议民主能够强化公民的参与感,增进公民认同,培养公民德行,参与公民无论在公民认知、公民态度、公民参与各方面均有实质进步.换言之,经由审议民主的公民参与模式能够激励公民意识的整体表现.     

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与社会整合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以参与包容性、讨论平等性、制度权威性等鲜明特征,大大增强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提高了公民对共同体的责任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整合程度。必须不断完善完善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各项制度,提高公民参与公共协商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公民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责任感,提升社会整合水平,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差异政治与协商民主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差异政治理论对普遍主义的政治模式提出了质疑,强调差异性、多元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应受到平等尊重和承认权利.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其前提在于承认并解决多元文化社会的现实,通过公共协商解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缺陷.然而,协商民主与差异政治两者表面的亲密关系却无法掩饰其实质性的分歧.二者背后隐含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悖论--是以无差别的个人主义抑或以有差别的社群主义为原则?该问题是协商民主理论领域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

协商民主致力于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的平台和机制,使人们在浓厚的民主参与体验中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和汇聚,而非简单甚至粗暴的"被代表"和"被聚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对传统民主形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范式,中国式协商民主应基于系统性和统驭性的视角,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层政策创制提升协商民主的主体效能,并以基层治理民主开辟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路,从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应对现代异质性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