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祛魅作为现代处置神性信仰与公共秩序二元化方略的准确反映,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一种反对宗教介入公共生活的现代姿态。其实,这种偏狭的"现代"忽略了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因此无法完整理解现代生活公私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宗教的复兴运动促使人们在祛魅之外看到由复魅象征着的人类另一种生活模式。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宗教之于人心秩序、理性之于社会秩序的高度相关性。宗教的价值就此再获肯定。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们,也就不再具有以无神论的方式处置有神论问题的理由。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现代生命技术道德合理性限度反思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 ,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 ,追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 ,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 ,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 ,认为当代人类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理性自身的启蒙——阿多诺“祛魅”观重构

理性曾经成功地祛除了世界的神秘性和形而上学之“魅”,但理性自身也染上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痼痰.阿多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对理性自身的附魅过程、危害性及其来源作了深入精辟的分析并明确指出了对理性进行祛魅和启蒙的道路,从而在韦伯的基础上把“祛魅”概念向前作了实质性的推进.     

中国年节文化的核心精神及其现代祛魅

当前要把握住年节文化祛魅化的发展转向,需要从梳理其核心精神入手.中国年节文化的核心精神——世俗神性在商周祭祀礼仪中产生,在至尊神性的加入与融合中(由汉至清)走向成熟.现代以来出现祛魅化的趋势,意味着中国年节文化的核心精神已经处在重大变革的边缘.当前应该考虑以多元主体推动多元精神注入年节文化,重塑年节文化的核心精神.     

货币化与价值世界的祛魅--现代化进程中货币功能的哲学透视

现代化过程的精神表现是“世界的祛魅”。一是事实世界的“祛魅” :用科学理性将事实世界折射为数量化的机械物质世界 ,由此创造了理性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工业体系 ;另一则是价值世界的“祛魅” :通过价值世界货币化将物品体系表层的效用价值世界折射为深层的用货币数量表征的劳动价值世界 ,由此创造了理性化市场经济体系。货币价值世界本身是现实社会结构的产物 ,反过来通过物质生活实践 ,生产出相应的物品体系 ,再以其提供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符号功能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由此生成了现代经济的一系列特征和产物。     

道德祛魅、理性附魅到正义返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解读

历时性地检视国家治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三次转换:早期道德魅化之下,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不彰;进入近现代,通过道德祛魅与理性附魅,价值理性不断旁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当前,亟需通过正义返魅,推动价值理性复归,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融合.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把国家构建在传统魅惑化的价值基础上,也不能重复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非道德路径,而是要在正义观主导下,建构制度的正义与正义的制度.     

论"祛魅"和"复魅"的庄子生态审美观

庄子的美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是先秦时期。诸子们开始挣脱原始的巫术或宗教观的束缚和制约,在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放射出人文理性觉醒的光辉,这说明庄子的生态审美观正处于我国早期的“祛魅”时代,但是这种时代的觉醒却并非现代科学理性的觉醒,他们的觉醒仍然是有限度的。更何况庄子一再坚持回归原生态社会和逍遥游,决定了其思想中仍含有强烈的“复魅”因素。     

历史谱系的祛魅——五四时期现代历史剧的文化阐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离家出走”成为这一时代戏剧的母题,而历史剧其题材的历史性,更使得其在表现“离家出走”时,所侧重的往往是“离家”这一传统历史谱系的祛魅,即通过驱除传统文化的“魔力”,剥夺其所拥有的神性,而最终达到张扬现代精神的目的。     

净土祖师昙鸾事迹述评

在中国净土思想史上 ,庐山慧远信仰弥陀净土 ,于元兴元年 (4 0 2 )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集“息心贞信之士在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 ,期生净土 ,结白莲社率众行道”1 ,因此被后世奉为净土宗初祖。唐代善导大师继之被奉为二祖。然考诸史乘 ,所谓历代祖师前后之间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 ,皆为所谓“异代同修净业 ,功德高盛者”2。而史传所列初祖与二祖所传法门迥异 :慧远依据《般舟三昧经》(又作《念佛三昧经》)所彰显的般舟禅观相应而修的念佛三昧的法门 ,善导依《观无量寿经》等净土教典盛弘“称名念佛”法门。实际上 ,善导所传之念佛法门并非肇…     

网络文化兴起对文化产品评价的影响

新媒体建构的网络文化观念影响并规制了文化产品新的评价方式和判断标准.评价对象的目标溢界形成了文化评价的“祛魅化”语境,文化产品评价尺度的世俗化下移,以及媒介化批评所形成的图像化娱乐至上、舆情围观引发的“多数暴政”、意见领袖与粉丝文化互动产生的评价导向等,是网络文化兴起后干预文化产品评价的常见方式.     

西域形象的文学表达与建构

西域或古代新疆的形象建构,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霸权下的天朝心态和视角.这也导致了文学想象中关于新疆的形象塑造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差距.在文学话语中,“西域”时而成为“捕风捉影”者的想象,时而成为自我场域中的他者;在文化调适中,因为固有文化的强势,人们往往用自己的文化作为衡量标准,造成了双重文化主义的焦虑与困惑.无论西域(新疆)是一种什么形象,总体来看都是在“我族中心主义”的视角下的一种形象建构,无论是实际体验还是文学想象,大家最终将西域(新疆)建构成为了一个“他者”.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论新世纪以来文学乡贤形象的批判性建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中乡贤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批判性建构,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叙事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对乡贤人物现代化转型的不彻底性、经济因素对于乡贤的双向作用、乡贤人物“出走与返乡”“异化与重生”过程描述等一系列叙事安排上.乡贤形象批判性建构的目的并非是对乡贤人物的否定和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悲观,而是被赋予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刻内涵.     

视觉修辞与《点石斋画报》器物叙事的“现代性”表征

作为《点石斋画报》“低调启蒙”的表现形式，器物叙事既是画报对“西学东渐”社会语境的视觉回应，更是其承载“现代性”启蒙的可能性路径。画报以“图-文”互文的表意格局强化了器物叙事的“事件性”出场，以民族图像符号的跨场域移植与虚拟场景的审美建构推动了西方叙事语境的中国在场，以中西绘画话语的时空并置来营造文化场域的对话机制。尽管这一修辞性的视觉建构更多出于彼时办刊的条件所限，但因地制宜的视觉改良却成就了画报表征“现代性”的独特形式，也使得考察画报视觉形式与潜在启蒙意指的关系更为可能，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点石斋画报》政治属性的理性认知，对当代视觉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同样不无启发。     

文学场域效应与创作主体的双向互动——论戴望舒与《现代》杂志的关系

主要论述了良好文学场域有助于创作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位生成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以及建构话语氛围在创作主体塑造并提升自我形象中的作用.《现代》杂志为戴望舒营构了良好的文学场域,依托杂志,他提升了自身在新诗尤其是现代诗派中的价值与地位.同时,戴望舒也为杂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二者共同促成了文学场域与创作主体双向互动的发生.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法治场域”可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下的崭新概念。“法治场域”一词的学术使用呈现主次融合型、并列促进型、研究观察型和层次树状型四种类型,“法治场域”概念在使用时有被不当同义替换和混用以及指涉泛化、空洞化等问题。场域要从本源借鉴、学科借鉴和同类借鉴三方面为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提供素材和启示。通过以上梳理,得出法治场域的概念内涵,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外部场域支撑,以现代化为目标,涵盖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以规范主义为基础,能够被形象描述和数理建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空间。对比起法治系统、法治体系与法治空间,法治场域揭示了法治的独特性。法治场域的现代化目标分为“法治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法治”,二者效能一体。需要将“法治场域”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像通过具体结构加以展现：党的领导是法治场域的政治领导力量,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场域形成的战略背景与核心内容。法治场域类型化将对全人类法治文明提供借鉴意义。运用法治场域概念应从复合走向单一、再从单一走向综合,灵活、反思和创新三者合一,法治场域将成为综合整体观的概念载体。     

现代性视域下新媒体时代人生存面临的返魅现象

信息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对世界进行祛魅,而新媒体时代的“过度信息”却使世界重返迷魅.生存于新媒体时代的人,会时常感知到充裕信息带来的迷惑和虚拟社区带来的困境.看似凸显新媒体时代“直白”精神的“象征性”“隐喻”,却神奇地被人们征用,符号的非体系化已经成为新的社会机制的密码.过度信息和符号的非体系化成为新媒体时代人类生存再陷迷魅的原因.赛博空间的话语权威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上,令草根阶层喜不自禁的民主技术并没有必然促进技术的民主化,并非“等量信息”就能引起“等量关注”.景观的诱惑、真相的谋杀和个人生存痕迹的监控,构成了“新媒体恐怖主义”的基调.媒介化生存是一种自我呈现的过程,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目的,人成为了媒介;作为手段,人被媒介操控.人类理性如果不能驾驭这些行为,不能为这些行为的行使设定范围,那么,生活在新媒体时代就很难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论禅宗的祛魅化走向

佛教初传中国时,多以方术化的面貌展现给国人,以致一度把它类同于道教.可佛教在禅宗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在高僧个人的神通术上,还是在经典的行文与内容上,都在不断地剥离掉佛教原有的神秘帷幕,使高远而又神圣的涅槃回落到了人世间,而且也使天壤之别的“佛”与“凡”化为近在咫尺的“悟”与“迷”.这种祛魅化走向,不仅标志着人由原有的被动走向了主动,而且也象征着人对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与人性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