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海外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北岛海外漂泊及其再度被边缘化,对此,国内外反响不一。目前,海外已有普通受众、著名诗人和汉学家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北岛的诗;而汉学界对北岛海外诗歌采取了文化性读法、思想性读法、政治性读法、系谱性读法、修辞性读法和综合性读法。这些＂合力＂共同塑造了北岛在海外的多样化形象。     

华裔汉学家张心沧与“三言”的翻译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1735年,西方传教士将＂三言＂中的四篇故事翻译成法语,收录于《中华帝国全志》,开创了中国小说海外传播的历史。20世纪初,一些华裔汉学家也开始翻译＂三言＂,为中学西传做出重要贡献。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点,探讨华裔汉学家张心沧对＂三言＂的翻译所做出的贡献,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变与不变:史景迁《王氏之死》中的中国形象

作为美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汉学家,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遵循求变的原则,以自己的理解个性化地建构着中国的形象.然而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他在对中国形象的想象背后又隐藏着不变的西方固有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尽管如此,他为我们提供了看待自身的不同视角,也启示我们异质文化之间要相互审视和参看.     

19世纪美国文学中“新亚当”形象之新探

＂新乐园＂是源于圣经预表（阐发类比意义或预表意义的经文）、始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美国自我界定,对这一观念的继承直接导致了美国文学（尤其是19世纪美国文学）中大量＂新亚当＂形象的出现。文章主要以库柏、惠特曼和詹姆斯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为例,探究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新亚当＂形象,力图勾画出＂新亚当＂形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迥异姿...     

文化交涉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之建构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课题,国家形象的建构越来越为世界所普遍关注。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必须克服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陷阱,以作为哲学化的伦理学之儒学与现代性的生活意识为内涵,构建起主体性的价值观念,且站在＂文化交涉学＂的立场,突出＂如何与世界交往＂的时代主题,探索国家形象建构的途径与方法,建立起现代性的国家.国民形象。     

中西语境下华兹生对《史记》“文化万象”词的英译

＂文化万象＂是文学翻译中翻译家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人类语言文化中的＂共通性＂决定了＂文化万象＂的＂可译性＂。美国汉学家华兹生在英译《史记》＂文化万象＂词时采用意译、加脚注、替换和改写等方式,尽量保住原文＂文化万象＂词的内涵。华兹生《史记》英译文成功地在译语文化语境中重塑了原文在原语文化语境中形象,是受到西方读者喜爱的、利于中华文化传播的经典译作。华兹生《史记》＂文化万象＂词翻译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典籍英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华裔汉学家王际真与“三言”的翻译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华裔汉学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为中学西传作出重要贡献。通过探讨华裔汉学家王际真对＂三言＂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跨文化的解码与建构——论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孔子研究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从文化认知、文化比较的研究视域出发,对孔子进行了跨文化解读与传播。在史景迁＂去偶像化＂的观照方式下,孔子被解码、建构为具备鲜明个性特质的人文主义者及令人尊重的教育者形象。同时,史景迁致力于厘清西方一般认知中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诸多误读,并努力唤起西方受众对孔子当代意义的认同。     

焦循曲论之悲剧审美

焦循曲论突出了悲剧审美的重要性,并将其与特定的心理因素相结合,从悲剧观念、悲剧结局和悲剧人物三个重要方面展开分析：悲剧观念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因素有关,悲剧结局体现在对＂一悲到底＂、＂合乎情理＂、＂韵味悠然＂等方面的强调,悲剧形象则要求人物具有＂刚直正义＂、＂道德期待＂、＂替代强化＂等内涵。     

冈村繁之陶渊明及其相关现代性问题——兼评胡晓明《龙舟舵手与陶渊明》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向以高洁的人格、冲澹的诗风受到普遍推崇。但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所著《陶渊明新论》一书里,陶之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隐逸,均属率意任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协调性。对此论陶新说,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指出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及日本现代公司伦理,有违古代陶渊明之真实。文章认为,重要的不是在孰是孰非之间遽下判断,而是在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引入现代性＂自反＂意识,检审所有立论特别是自身立论的前提,同时将对＂真实＂的理解由对古代事实的绝对还原的＂真＂向研究者共同体内相互切磋、形成共识的＂真＂转变。惟其如此,才能拓展陶渊明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

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他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他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关于“反哺同步于反刍”发展模式的思考

对中国现阶段所处发展环境的认识从何种角度切入，将直接决定中国的发展模式。本文从发展社会学角度出发，综观中国现阶段发展所处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背景，全面思考当代中国“反哺同步于反刍”的发展模式。     

陶渊明的“游心”和“游心诗”

陶渊明用“游心”的方式对现实世界、死亡世界、大同世界作出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记录他“游心”经历的“游心诗”具有鲜明的想象特质和理性思辨色彩,是诗人哲理世界的诗性呈现,也是诗人对社会人生的痛苦思索和试图超越的产物。     

软实力视角考量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可以分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表征了中国崛起是一种硬实力的崛起,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则意味着中国崛起是一种软实力的兴起.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是读懂中国、破除“大国崛起困境”的一把钥匙.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欲对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有真正的见解,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考量“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中国将以“和平啒起的大国”、“文明复兴的大国”、“掌握话语权的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从《论语》中孔门之间的对话分析孔子的从政理想与心态及命运

通过孔子与弟子对话这一角度,采用了对比＂仁政＂和＂霸政＂两种政治手段的方法,分析了孔子的从政理想和心态以及命运。指出其从政理想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权威,孔子试图建设一个＂仁＂政的国家。分＂从政＂和＂为政＂两步来走,以＂仁＂为经,以＂礼＂为纬,在＂知其不可而为之＂心态下来进行政治活动。但是＂仁政＂理想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难以...     

袒露爱欲情结的心灵游程——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精神分析

朱自清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记述的是作者游历秦淮河时自己美人爱欲的宣泄过程。在暮色的掩饰之下,借助小船进入“幻梦”般的精神世界,通过月亮移置排遣内心的欲望,歌妓的出现使得畅神移情的流程被迫中止而不得不回归现实。作者爱欲情结的生成既源于扬州这一特殊的生长环境,更与青春期的独特经历密不可分。文学创作成为作者表达内在情感以达到＂刹那间＂满足的最佳选择。     

逃不出去的藩篱——分析《捕蜂器》里弗兰克的人生悲剧

作为一个生理身份和社会身份不同的“兼性人”。《捕蜂器》的主人公弗兰克成了一个被排斥的“他者”．他只有通过残害动物和谋杀来释放被“阉割”的痛苦。小说家班克斯对人性及社会黑暗洞察入微,小说通过对弗兰克性格变异以及人生悲剧的描写,揭示了女性在“男权至上”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命运．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现代人的身份困惑和认同危机。     

论鲁迅《摩罗诗力说》之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洋溢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字里行间,并以鲁迅式的独特阐释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针对中国缺乏自由精神的病状,鲁迅开出了药方：建立自由意识,争取自由权利,在斗争而非逃避妥协中保障强化自由。同时,鲁迅立足社会,从文学的感化作用提出自由精神的实现途径。鲁迅对于自由精神的推崇和追求超越了时代局限,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