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新的中国训诂学体系──读《中国训诂学》

人们往往以为训治学是基础性传统学科，相当古老和成熟。但实际上，中国的训治学过去一直处于一种粗疏、落后的前科学状态，未能建立起科学、严谨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无法适应当今科教事业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为使训治学真正摆脱发展滞后的困境，实现科学化、现代化改造，冯浩菲教授进行了长期艰苦、细致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间目的研究成果，最近推出了《中国训估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而构筑起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训治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我感到本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本书对训估学的名称定义、研究对象和学科…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回顾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由小到大,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迎来发展的春天,但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治学宗旨,处理好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提高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出低潮的可行方法,也是其作为主流史学坚持正确导向的必然要求。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杨庆堃先生的学术人生

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C.K.Yang)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价值。本文以杨先生从求学到治学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在历史钩沉中重温了他对中国社会学重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继承传统，面向未来，推进社会科学全面繁荣——纪念中国社联成立70周年

文章回顾了中国社联成立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认为中国社联为党团结和培养了大批理论作者,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继承发扬中国社联的光荣传统,使得河南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我们要继承中国社联革命的和治学的传统精神,学习江泽民为上海社联的题词精神,进一步做好社联工作。     

刘向治学特点综论

刘向是西汉成帝以前几乎所有中国典籍的经眼人和整理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枢纽,探讨其治学特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质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治学特点有五:宽广开阔的治学领域;服务政治的治学宗旨;尊经崇儒的治学倾向;以史为据的治学方法;以类相从的治学思路。     

怎样自学与治学

本文讨论了什么是自学和治学,怎样自学和治学:靠自学"钻进去",学治学"跳出来"。与自学和治学相关的问题是注重思考、做有心人以及学风问题,这三点实质上是关键问题,均放在余论中简要说明。     

从文化体系到中国本位——论季羡林的治学格局和为学方法

季羡林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倡导者之一。季羡林的治学格局是在四大文化体系的框架内就具体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季羡林先生的为学方法是使用微观的本领来贯彻其宏伟的意识亦即四大文化体系说。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专门之学而旁及其他学术领域。第二,讲实事求是而匡正X加Y的模式。第三,从东方学术出发而确立中国本位。他还对建设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之目的和意义、应有的风貌、已有的强项和体系的性质等问题发表过中肯的意见。     

姜亮夫教授学术传略

姜亮夫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专家。早年曾师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章太炎诸先生，涉猎广博，功力颛深，在楚辞学、敦煌学、古汉语、古代史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写下了约千万言的著作。以资料为其治学基石；以语言与历史为其治学中心；以综合与贯通为其治学方法；以耐劳与求实为其治学态度。     

读吴江新著《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

吴江教授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让读者强烈感受到另一学科对史学界的挑战。他用哲学和政治的眼光看待封建意识形态中的问题 ,独具只眼 ,一针见血。封建意识形态是盘踞在国人精神领域的一座大山。但现在已很难见到报刊上有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文章了。因此 ,由这本书可见吴老的治学、战斗精神     

关于我国犯罪学治学的几点反思——从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谈起

在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这篇影响重大的演讲中,韦伯表达了对学术研究带来的科学领域的创新性发现以及理性化的学术职守能够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推动作用,其中谈到的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善于在学术工作中捕捉灵感、坚信科学对信仰能够做出贡献、去除带有个人色彩的"领袖"意识四个方面对我国犯罪学治学依然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以韦伯以上四个观点为中心,以中国犯罪学治学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导向,推动反思我国犯罪学治学存在问题的原因的探索,以期对我们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一些理性思考和探寻动力。     

中医学生命模型的特征和意义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努力提高对中医哲学重要价值的认识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论中医学的网络性思维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如何拯救学术本身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张隆溪教授的访谈

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一直以来是张隆溪教授最为深切的关怀和愿望之一,他认为自己在海外求学、研究的个人经历就充分说明,在英语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学术话语的前提下,中国的人文学者同样也有可能进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并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与西方学者的沟通和对话。张教授进而指出这种对话对于中西方学术界双方而言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因此,国内学者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积极的态度看待并投入到学术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去。张教授最后还对国内外语学院的教学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善意批评。     

以笔为旗:爱国主义理想与赤子情怀--《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韩晟昊形象分析

韩晟昊先生是<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中的主人公.作家张雅文把他塑造成一位非常成功的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身上呈现出五大方面的审美魅力和人格追求,即铮铮铁骨屡遭打击而宁折不弯的硬汉子形象;矢志不渝,不断追求,勇于探索的创业者形象;有火气、远见卓识的特立独行的文化启蒙者.形象;晓大理识大局,有忧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爱国者形象;高风亮节,有人情味,幽默风趣的东方智者形象等,这一形象的塑造凝聚了作家张雅文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体现了作家一以贯之的追求和人文关怀.     

中国现代文学人性系统的修补者——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

张爱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她以崭新的感性经验修补了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异化的人性系统。在现代文学人性系统中,理性本体与感性本体是统一的,但在五四后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对文学功利性的理性吁求过于强大,导致文学发展中人性体系发生了异化,感性本体日益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张爱玲通过反传奇、反浪漫的笔法对人类文明进行反思,在文明毁灭的极端状态下探到了人性的感性内核。张爱玲对人的感性本体的把握并没有使她完全抛弃现代文学的理性本体,她以自己的方式继承着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中国悲剧的认识

近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悲剧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以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朱光潜、钱钟书为代表;第二阶段以赵树理、乔德文、邵曾祺、苏国荣、吴国钦、宋常立为代表;第三阶段以张法等人为代表;第四阶段以邱紫华、谢柏梁、杨建文、王宏维等人比较系统的著作为代表,他们为了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存在,竭力证明中国古代悲剧符合西方悲剧理论,而否定了中国古代悲剧不符合西方悲剧理论的一些特征。     

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