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的声情并茂

“以字带声”、“以声润字”，正确处理“字”和“声”的关系，是“以声促情”的重要保证；“用心儿去歌唱”，才能“以情带声”，使歌声更富有魅力。     

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意义世界” 范畴与交界面的符号哲学阐释

“意义世界”的形成，是符号学的核心论域，也是文化传播发生的处所。围绕“意义世界”的边界、范畴及交界面所展开的对话，是当代学术语境下明晰辨析“意义世界”不可绕过的问题：首先，在“人文”与“科学”关系重构语境下以整体性的“知觉”调和“认知”与“感知”的矛盾；其次，以“符号物观”重新审视卡西尔关于“物”与“意义”的“此消彼长”论；最后，结合当代技术与人文融合语境，以“信息”作为客观秩序规定性，以达成“获义意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结。     

“以+Np”的“以”的隐现

“以＋Ｎｐ”的句法功能是作状语和补语。本文从三个方面具体描写了“以”的隐现问题：一、无“以”不成话，“以”必须出现；二、有无“以”，结构语意不同，“以”不是可有可无；三、有无“以”，结构语意都一样，“以”可以隐现自由。不管属于哪种情形，都同一定条件相联系，从中找到了规律性的东西。     

再谈通变

通变是《文心雕龙》中的重要范畴之一，“通”首先指客观上过去与当下之间具有连接性，流动性，当代写作与前在文学具有同一性。变有变化，变通等义，指当代写作与前在文学的非同一性，非连续性，指当下的创造性。同时，变和通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刘勰的“变”不是随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在“通”的基础上的变。同时要以“变”补“通”，以“变”纠“通”，以“变”救“通”。要通过“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和“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达到真正意义的通变。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基于过程控制的化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模式探索

为破除硕士生教育中的“重结果、轻过程”“论文至上”等不良导向。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破五唯”为指引，以“三奖三优”评定为抓手，规范管理制度，强化过程培养，完善多元化评价体系，构建了基于“过程控制”的“一单三双”式一体化培养模式，“一单”即“一中心”,“三双”为“双指引、双抓手、双途径”。     

中国译学建设的融通之道:张柏然翻译美学思想探析

面对新时代翻译行业的挑战和翻译研究语境的变化，中国译学界产生焦虑情绪。作为新时代译学建设的领军先锋，张柏然教授倡导立足传统，坚守本土，以中国语言、文化为基石，中西融贯。他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源泉，依循“传统定位—西学反思—融通自立—打造特色”的路径，形成由“变化观”“适切观”“融合观”组成的“三观合一”的翻译美学思想，其中，“变化”是本质，“适切”是缘由，“融合”是目标。张柏然教授的翻译美学思想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指导性，可指引我们进一步反思，探索前进之道。循此体系，不妨以共性为译学研究本体，以“和而不同”为理论追求，以“比较调和”为研究方法，以“天人合一”的融通之道描绘一幅“译学太极图”。     

从梅尧臣“以诗代文”看宋诗散文化之端倪

本文例析了梅尧臣“以诗代文”的种种表现形式──“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以诗评论诗书画”、”以诗代游记”和“以诗译文”，指出其特点是运用散文的笔法句法入诗，加重诗歌的记叙、议论成分，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由此可见，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显著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露出了端倪。从这一意义上说，梅尧臣堪称“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象思维、教育技术与意会知识的传承

意会知识的传承已经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中国传统的“象思维”是一种悟性思维，它通过“立象尽意”等方式，借助“象的流动与转化”，来“说不可说”、“传不可传”，实际上蕴含了意会知识传承的机制与途径。在“象思维”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教育技术在“立象”、“以言筑象”、“以象筑境”、“境中蓄意”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以象尽意”、“境以扬意”，能更好地实现意会知识的传承与创新。     

《西游记》为"仙石记"试论

《西游记》以“仙石”化猴为开篇，其所谓三大部分，实乃写了本质为“仙石”之“孙悟空”的两次西游，乃起于“西游”，终于“西游”；败于“西游”，成于“西游”，故日“西游记”。但是正如“西游”只是悟空“修功”之“门路”，也是作书人所谓“心性修持”以“完大道”过程的象征，真正的“修心”之“大道”并不在“西游”，当然也就不在“取经”，而在自“心”之明悟。《西游记》作为“仙石”而能“悟空”的“修心记”，实为一部以“修心”为旨的“仙石记”。其为后来《红楼梦》托始“石头”以为“石头记”的前驱，不亦宜乎!     

冯友兰对“仁”的诠释及其西学元素

冯友兰对“仁”的诠释主要有三种方式：起初受新实在论影响以“新实在论”解释“仁”，解放后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以“阶级观点”分析“仁”，新时期以“辩证观点”阐述“仁”。这三种方式对仁的理解虽然各有特点，但又共同体现了冯先生深受西学的影响。     

孔子“道”范畴的哲学阐释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其意义。孔子的“道”范畴具有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涵义，人道观是其重心。就人道观而言，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以“仁”为最高范畴的价值理论体系，它蕴涵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目标；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以“中庸”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以“君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     

论告孟知言方式的差异

告孟皆有知言方式以修身知世，告子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以“义”制心，以“义”判言，不理他人心；孟子应对之，提出“知言”，即以心知言，知言求心，要求正人心。概言之，两人知言方式的差异焦距于二：（一）“义”“心”是否分离；（二）是否应拨正他人心。     

内圣心灵的追求——李二曲“悔过自新”说探微

通过继承并发展孟子的“求其放心”、朱熹的“革欲复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李二曲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这一思想以“有过则改”为立论根据，以“人德之门”为德育功能，以“立人之本”为形上追求，强调在“日用常行”中躬行践履，在“起心动念”处下工夫。从而，“悔过自新”说将儒家“反省内求”的自我教育原则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使二曲从“寒饿清苦”“名字无考”的一介平民走向“耿光四出”的“圣贤”之路。     

《周礼》大宰官职法新说

《周礼》“大宰八法”有“官职法”，学术界从东汉郑司农之后，对“官职法”的研究几乎没有新进展。“官职法”主要包括定职能、定职名、定职称、定职掌四项内容。定职能以辨邦治，定职名以获名份，定职称以别职权，定职掌以明职责。“官职法”对应于《周礼》二十字大纲中的“分职”，与“官属法”一起，是“设官分职”的具体落实。     

嘉靖《保宁府志》俗字考释

以嘉靖《保宁府志》为研究对象，考释其中俗字“女占”“ ”“ ”“熳”“ ”和“ ”，结合历代俗字文献进行研究，以展现其流变概貌，推动汉语俗字研究的发展，为大型辞书的编纂与修订提供材料。     

意象“多”、“二”、“一（○）”螺旋结构论以哲学、文学、美学作对应考察

人类的一切知行活动离不开“思维”，而“思维”又始终以“意象”为内容。它初由“观察”与“记忆”的两大支柱丰富“意象”，再由“联想”与“想象”的两大翅膀拓展“意象”（多），然后由“形象”与“逻辑”（二）的两大思维运作“意象”，最后由“综合思维”统合“意象”（一（○）），以发挥最大的“创造力”。如此周而复始，便形成“多”、“二”、“一（○）”的螺旋结构，以反映“意象系统”。而这种结构或系统，不但可在哲学层面寻得它的依据、文学层面考察它的表现，也相应地可在美学层面找到它的归宿。     

新时代“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四个维度

“讲道理”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根本，依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可分为“以论说理”“以行见理”“以事析理”“以境释理”四个维度，四者分别侧重关涉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以论说理”充分关注教师主体“论”的能动性；“以行见理”重点激发教育客体行动实践的自目的性；“以事析理”侧重发挥介体“事”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以境释理”主要突出教学场域的思想影响与转化功能。四个维度统一于思政课完整的教学过程中，体现了思政课教学过程规律，有利于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助力思政课培育“四有”新人的新时代使命的高质量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