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城市治理与社会底层生存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当今，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现有的城市治理方式。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在本质上遵循着一种权力美学的逻辑，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热衷于开展城市美化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政府权力主导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底层民众生存权利的碰撞，是导致城管与小贩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缓解城管与小贩的冲突，需要深度反思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念，寻找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生存权利的平衡点。城市治理只有尊重、包容与吸纳底层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获得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治理秩序。     

大城市开发开放的负外部性及治理研究——基于上海的研究与思考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一城市体系的中国大城市正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急剧变迁等演化态势.与此同时,许多负的社会、环境与空间外部性等问题正在城市空间集聚.要解决复杂的城市负外部性问题,一方面要加强空间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同研究,另一方面,应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确定城市治理目标和重建治理架构,并提出有效的城市空间治理策略.     

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研究及其本土意义

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社会空间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贫困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在经典社会学研究中,恩格斯和齐美尔开启了城市贫困社会空间研究的大门.沿着恩格斯和齐美尔的思路,学者们从人文生态学、社会地理学、新城市社会学和空间不平等社会学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并进行了综合尝试,对当代西方城市贫困聚集区如内城区和贫民区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社会空间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对于研究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空间聚集趋势和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朝向底层”与“深度在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立场及其底层关怀

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关怀,还是一种研究立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尚未获得开阔的想象空间和深厚的学理支撑,究其原因,在于各种理论范式的束缚和分析框架的约制,使本身根植于底层社会的社会转型议题囿于宏大叙事、结构秩序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其研究过程亦悬置于底层生活层面之上而与底层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富有底层意识和底层关怀的底层社会研究,要求研究者理清底层行动者"行动逻辑"的二重分殊,特别关注底层行动者真实和变通的存在方式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之间的距离;强化"深度在场"意识,以底层社会的内部眼光来凝视底层行动者的遭遇及命运;用"积极干预"重塑研究者的行动立场,向行动者或研究者揭示抗争行动背后的关系实质。     

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

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但这些共识基本上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的,虽然可以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为人们思考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种初步的分析框架和认知路径,却无力在中观层面揭示出社会管理实践中诸多组织机制间的复杂因果链条和微妙互动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将理论分析的层次由宏观层面降至中观维度,进而形成一些更具洞察力和分析效力的研究框架。中国的创新社会管理实际上同时面临着两条相互影响的主线:第一条主线是如何适应当前社会分化的客观情境,发展出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横向秩序协调机制。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诸如"发育社会组织"之类的简单理论预设。第二条主线是如何在纵向秩序协调机制几近高峰的当代中国建立起一种纵横结合的秩序整合新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遇到的挑战并不在于如何设计一些形式上的保障制度,而在于如何在实践中找到一种理性克制纵向秩序整合机制无限自我强化的现实路径。社会管理的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纵向整合与横向协调机制之间的有效衔接,即以何种方式能够推动公众参与并形成有效的社会协商,在激发社会内在活力的同时来强化纵向秩序的合法性,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间何以可能

在中国,农民工在现代化语境中进入城市空间的悖论在于难以实现社会同化或融合,难以实现在城市中的"空间并存"或"空间嵌入",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阻滞了农民工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对社会融合、社会政策、社会经济、社会参与度、社会交往网络以及社会认同和社会归属框架理解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农民工在城市中共有的空间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一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文章从“秩序”这一概念的缘起入手,梳理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脉络,总结出其具有代表性的精英论、多元论,以及“国家-社会”研究框架;其次,文章亦对国内的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缘起、特点、成果进行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主流的“国家-社会”研究框架进行了批判。     

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

当前,一个重大的基本事实是:我国已进入一个差异性社会.与阶级对抗性社会、同质性社会相比,差异性社会是一个性质和类型完全不同的社会.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上趋于一致,而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方面不断分化,人群分为不同阶层.把握这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差异特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对象,更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规范理论构建的主要根据.治理差异性社会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差异的正义".这一原则既是"差异问题的正义思考",更是"社会正义的中国思考".坚持"差异的正义"逻辑既需要基于我国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结构状况来真切地认识差异的性质、类型、结构和程度,反思和分析差异的根源,更需要坚守差异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历史性,以良序治理差异性社会.     

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逆行政化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治理的逆行政化趋势。国外的"反行政"理念为这一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下中国,业已改变的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潜在的比较优势成为城市基层治理逆行政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尤其是社区层面应在政府角色、社区性质、治理思路、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我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需要。     

"农民工"是新兴工人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变化是大量农民转化为工人等城市居民,这一社会群体是新兴工人阶层与新市民.虽然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改善,但仍然没有走出二元化城乡壁垒,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本文对"农民工"群体的成长性与边缘性、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依靠新兴工人阶层的途径、新兴工人阶层的城市融合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治理研究:引介、应用、反思与转化——本土化视角的文献回顾

根据本土化程度的不同,国内的治理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对治理理论的引介;对治理理论的具体应用;对治理理论的理论反思;将治理理论本土转化的努力.比较而言,对治理理论的引介和应用较多,对治理理论的反思较少,将治理理论本土转化的努力更少.理论可以引进,但是社会发展的脉络、阶段和问题都是不可引进的,主要基干西方经验的治理理论想要对中国发展发挥更大理论影响,就必须加强以本土为思考对象的理论反思和转化,并形成能够更有力的解释、把握和指导中国社会治理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古代"夷夏一体"观与政策安排

"夷夏一体"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一家"的指导下来构筑"夷夏"关系和秩序,代表了民族融合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框架,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夷夏一体"观的制度外化与政策安排互动的结果.     

中国内地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

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研究虽然成为近年中国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但其未被置于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中.本文从批判性地考察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引入和反思开始,对其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然后将社会网络研究中"关系"概念的本土化作为新的介入视角引入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最后探寻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路径选择.文章认为,"关系"和"嵌入性"等概念的引入对今天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人口流迁视角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制约条件.目前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人口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人口流迁与社会融合逐步成为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的软约束因素,特别是流动人口的边缘性特征和"半城市化"状态,对城市公共安全带来了一定影响.应该从政府宏观政策驱动与合理制度安排、社区微观支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以及提高农民工的自适应能力等多个方面,共同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构筑安全的城市环境.     

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新视野──读《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

南京大学社会学者汪和建副教授的新著《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最近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研究交易秩序结构的力作，它在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秩序转型趋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以解释秩序转型的基本力量，并指出实现新的经济社会秩序不断拓展的可能途径，从而突破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社会研究的既有范式，为中国经济社会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框架和内容。交易秩序结构的研究，是中国学者步入新经济社会学理论前沿的一个开端，是对该学科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它不仅以本土的社会实践为支持，而且…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八十年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背景下,阐释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和方法的支持。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论底层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关注底层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突破口之一,因为目前底层社会问题凸显,已表征着社会的不和谐,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包含着深刻的价值意蕴,关注和解决底层社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必须以关注和解决底层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引领和谐社会构建;目前应着力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

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自始保持着对陷入"现代化框架"的警惕."良性互动说"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学者反思和超越西方公民社会研究范式的努力,但它更接近于一种理想模式,现实解释力不足.建立在范例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团主义、自主与镶嵌、分类控制等理论同样存在局限性.浙江温州商会的发展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温州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有借助于民间传统和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在地方政府支持和培育下快速发展,兼具自主性与依附性,与政府结成了稳定的合作互动关系.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存在一种"温州模式"表明,温州经验具有某种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一些可推广的成分;它还表明,经由这一模式,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有可能超越现有争论,形成新的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现实追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发掘和写好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盛世修史"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自觉"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同时还是一代社会学者对历史有所交代的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学史.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中国社会学史是学术进程的复合体:是学术发展史,也是思想更新史,是学科推进史,也是学说传播史,还是矛盾斗争史.根据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实际,其外延可界定为"中社会学"的框架范畴,既包含了小社会学,也包含了人类学的一部分、社会工作等多项内容.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应客观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根据史料分析综述各学派学术观点,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把握治史的态度与原则.此外,还应注重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开掘:从已有的成果中寻找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发掘面对中国社会、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对前辈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的"再研究",传承前辈构建中国社会学的特有概念和理论体系.     

回溯·交汇·预构:康德、福柯启蒙思想现代性品格

康德启蒙思想志趣揭示了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天赋的理性对现实予以思考和改造,福柯启蒙精神意旨关涉了人们自身从历史性存在的反思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意在构筑全新现代知识体系,鼎新现代社会观念,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当代中国进行的启蒙之预构维度旨在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建构公正良好的社会规则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