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的诗意追寻──—对《白鹿原》中心人物的文化阐释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小说，它通过审视从民国初年到本世纪初中叶这段“民族的秘史”，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构建并阐释了儒家为中心的民族传统文化，成功地表现了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达到了内容的深刻和形式的完整。“《白鹿原》的思想底蕴要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中有人说《白鹿原》写的是人格。《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对于浸透文化精神人格为什么极为关注，极为钟情呢？其目的有三方面。首先通过人格惑力的诗意追寻，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     

陈忠实的寻找和阐释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陈忠实写作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对作家创作《白鹿原》前后的阅读经验和精神轨迹有细致的叙述。阅读经验影响着《白鹿原》的创作,卡彭铁尔的文学成就坚定了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自信,地方志使陈忠实进入民间世界并建立一种新的叙事形态。而在关于《白鹿原》的自我阐释过程中,陈忠实获得更富有历史感的文化自觉,也只有在此种文化自觉中,陈忠实和《白鹿原》的意义才能得到更加充实的理解。     

试论《白鹿原》中的民间宗法制

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体制是宗法制。陈忠实的《白鹿原》所表现的时代——20世纪初,正值中国民间宗法制社会土崩瓦解的关键期。作者紧紧抓住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和＂白鹿原＂这一典型的乡间社会,准确细致地展现了民间宗法制社会的存在与变迁,揭示了宗法制的扬善又造恶的双重本质以及其没落的必然性。     

从田小娥形象看陈忠实对宗族文化总体性的拷问

田小娥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首先“跳出”的人物形象。作者一方面同情田小娥“原欲”的抗争性和悲剧性,以“反向写作”回应县志中“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一方面通过鹿三、白嘉轩、高玉凤,实现对田小娥的纵深“否定”。这种矛盾心态与挖掘“民族秘史”的写作目的相互作用,使田小娥形象形成四种基本内涵:被歧视的“工具”（弱女）、大胆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感主体（欲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复仇女性（仇女）、母性未泯的关怀者（凡女）。田小娥内心渴望被宗族文化认可、接纳,但实际行动与宗族文化渐行渐远,如果以田小娥为观测点,《白鹿原》中诸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又获得一种生动而深沉的寓意。陈忠实借助这一形象,直面宗族文化,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进行拷问。     

试论《白鹿原》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

本文试图论述《白鹿原》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文章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过份地美化了小国寡民的封建农业社会的农耕个体经济和与这种经济形式相适应的农耕文化；认为这正是《白鹿原》创作主体没有用先进的当代意识进行创作，而是用一种落后的小农意识观照写作对象所造成的；文章还分析了作品中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男权中心主义，以及作品中的迷信色彩，认为这些都是小农意识的产物。     

试论《白鹿原》中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作家所理解的“以一种新的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和现实,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的现实主义创作。作品中所蕴含的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思考,在诸多主要人物的人生际遇中较为清晰地凸现出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脉络。本文正是以梳理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文化冲突为契机,来考察作品反映民族心史的深度和广度。     

《白鹿原》: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简

《白鹿原》是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尤为重要的收获”,陈忠实创造性地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之与中国民间文化元素和中国儒家天人感应说相融合,创造了以人物命运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秘史,丰富并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旧传统维护者的悲歌——葛利高里与白嘉轩的比较

肖洛霍夫的获奖小说《静静的顿河》和陈忠实的获奖小说《白鹿原》,都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虽然由于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国家意识以及宗教传统的巨大差异,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性格、爱好、追求、命运等方面反差极大,但由于二人都是旧传统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维护者,他们的命运仍然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可比性.     

《白鹿原》: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

《白鹿原》是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尤为重要的收获",陈忠实创造性地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之与中国民间文化元素和中国儒家天人感应说相融合,创造了以人物命运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秘史,丰富并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文化在这里是本色的——《白鹿原》论之二

《白鹿原》描述了传统文化的地域特色，社会结构和礼俗形态，挖掘了传统文化的“仁义”精神、“济世”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示了本世纪前半叶传统文化在白鹿原这块文化沃土上从振兴到受挫再到退缩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五十年间的发展过程是其两千年发展历程的缩影。     

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

《白鹿原》以小说形式重新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小说在开头部分不断地向上追溯,为中国历史社会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画卷。这是儒学治下的“农耕文明”。它以伦理为表位。阶级本位文化涌入白鹿原,与固有的伦理本位文化形成剧烈的冲突。这种中、西文化冲突是《白鹿原》的根本冲突。小说表现了个人在这巨大冲突中的无条处境,个体选择经常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所驱动,集团斗争必然陷于兄弟相煎,从而审视了中国从民初到本世纪中叶这段“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在深层意义上重构了民族精神。它继《四世同堂》给民族主义以最高褒扬。《白鹿原》的问世使民族文学在更高意义上崛起。     

羞愧与自新:陈忠实文学创作心理分析

陈忠实在197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无畏》,是一个典型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这给他带来了持久且多重的羞愧。不过这也逼出了他的一种自新,并直接催化了他的文学创作心理的裂变。他要以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为自己雪耻。《白鹿原》的创作,是死生之战,是陈忠实复活的证明。陈忠实终于以它垫棺做枕而瞑目。     

从《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看当代男作家的男权思想

通过《白鹿原》中女性的整体形象分析陈忠实等男作家的男权思想。我们认为，《白鹿原》中多角度地再现了一夫多妻制，表现出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潜意识推崇；作品突出地表现了女人的物性和工具性，并且用美貌、贤良等男权审美标准评判女性，女人的凶死命运也表现了宗法制度仇视女性的价值倾向。《白鹿原》还采用了典型的男性化的叙述策略。     

论《废都》《白鹿原》性叙述中的性别政治

1990年代以来活跃在性叙述行列中的作家,除了钟情于都市生活的青年作家,还有贾平凹、陈忠实等执着于乡土写作的中年作家.贾平凹为那些深陷在消费文化“废都”里、而且被消费文化“废掉”了政治话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说男性文化英雄量身打造了一个性神话;陈忠实在“白鹿原”上为践行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人君子建造了一座性道德丰碑.与1960-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相比,性在1950年代作家笔下牵连着更多的历史与现实,绝不仅仅是单纯谋取快感的消费品,而是历史与文化的多重象喻.不过,他们的作品也沾染了消费文化时代的性狂欢印记,其笔下的性叙述也透露着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     

男权文化与女性形象——从《白鹿原》与《废都》中的女性形象说起

陈忠实和贾平凹在《白鹿原》和《废都》中都塑造了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并试图通过这些形象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强大的男权集体无意识的渗透,他们往往很难走出男权文化的樊篱,在作品创作中下意识地遵循着男权文化的评判标准,不自觉地流露出压抑女性生命欲求、否定女性生命价值的错位判断。     

魅力的关中文化之全景展示——公映版电影《白鹿原》影评

电影《白鹿原》改编自陈忠实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里程碑”的同名长篇小说。自公映至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作为一部投资过亿的商业片，《白鹿原》首先以其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夺人眼球。影片最为人称道的是几处恰到好处的老腔表演，配合剧中的情节发展，将关中的民俗文化向观众做了生动的展示。当然，电影也并不是那么尽善尽美。它的改编就存在某种缺陷，将小说中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删去，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的深度。     

“告别革命论”的图解和演绎——论陈忠实《白鹿原》及其评论

2008年4月29日《文艺报》第一版刊登新闻,报道北京文艺出版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创作20周年暨荣获第4届茅盾文学奖10周年。“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会上发言说：《白鹿原》“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生命力的好作品。”在我的记忆中,     

乡土伦理的缩影：儒家文化视野下

《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代表作,不仅展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的种种变迁,而且通过中国一系列鲜活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现代命运的思索。在以白鹿原为缩影的中国传统乡土伦理社会中,不仅有对儒家文化忠贞不渝的守望者,也有誓死不归的反叛者,同时也有浪子回头的皈依者,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     

乡土伦理的缩影：儒家文化视野下《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解读

《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代表作,不仅展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的种种变迁,而且通过中国一系列鲜活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现代命运的思索.在以白鹿原为缩影的中国传统乡土伦理社会中,不仅有对儒家文化忠贞不渝的守望者,也有誓死不归的反叛者,同时也有浪子回头的皈依者,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