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与宋金和战——以德顺之败和隆兴北伐为中心

史浩参与了南宋孝宗初期对金和战的决策.在德顺之战中,他主张南宋主动撤军,导致宋军被金军追击,损失惨重,但他的主张撤军并不是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而是要另走北伐路线,扩大北伐战果,是不懂军事而犯下错误;他反对隆兴北伐,也不代表他是阻挠恢复的投降派,而是经过仔细分析宋金形势后做出的务实选择,其意图是使南宋在实力暂时不济的情况下,乘和平之机发展壮大自己,为以后北伐做准备,他的这种先为自治、而后远图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以杭州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长期以来,南宋被认为是一个国力弱小、对外以妥协屈辱贯穿始终的朝代,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则常被忽视.2007年"南海一号"沉船发现事件,引发了作者对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与思考,试图对南宋作出较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而确立南宋的历史地位及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积极影响和巨大推动作用,以求还原一个历史上的真实南宋.     

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

唐诗和宋诗两种诗歌范型的优劣高下是南宋以来诗歌领域争论的热点话题,以至酿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长达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唐宋诗之争滥觞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张戒,南宋末严羽全面宗唐黜宋,唐宋诗之争的旗帜正式树起,经由元明不断发展深化,最后由清代进行总结和融合,到清末唐宋诗之争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算是暂告一段落.但在南宋张戒之前,唐宋诗之争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阶段.伴随着宋诗的成熟,诗坛主导者(苏、黄、江西诗派)表现出来的对唐诗范型的认识、取舍,对自己所创造的新的诗歌范型的张扬,以及北宋末南宋初对宋诗弊端的某些批评,可以视为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南宋初对宋调的不满和批评、张戒对"苏黄习气"的批评、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反思、朱熹对唐音宋调的态度,可视为唐宋诗之争的滥觞.     

神御在蜀: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与地方政治

宋太宗时,成都新繁县寺僧绘成太祖御容,但绘成之后长期无人问津.然而神宗时期,这一不符合惯例的御容成为地方社会的珍稀资源,获得四川地方以及朝廷的关注,其崇奉活动在多方努力之下,终于使太祖御容拥有了修建殿宇、朝谒以时的准神御殿待遇,标志着蜀中御容殿的兴起.南宋初年,随着北方沦陷,御容流散,自太宗以下五朝御容由陕入蜀,与太祖御容同殿供奉,形成六朝御容在蜀的盛况.南宋末年,御容殿也因四川局势的败坏,不得不以迁离出蜀结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围绕御容殿的礼制与待遇,引出不少矛盾,其背后都折射出四川地方政治的种种特点及其与朝廷的微妙关系.     

论南宋都城临安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

南宋都城临安,在杭州、在中国、在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人口规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其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论王十朋对南宋理学家的影响

王十朋是南宋名臣,他的道德言行对南宋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曾投书王十朋,愿为门客,甚至认为理学“讲明体察、求仁格物”是王十朋对他的赐教,朱熹还向刘珙举荐过王十朋；王十朋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则颇为欣赏.王十朋对张拭有举荐提携之恩；在张拭眼中,王十朋是一身正气、刚言直谏的前辈.真德秀崇拜王十朋的道德文章,多次用理学思想分析阐释王十朋受泉州百姓爱戴的原因.王十朋主张融合性理与事功,对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与传统理学家以思想立身不同,王十朋以践行理学理想的方式确立了他在南宋理学史上的地位.     

“吴曦之乱”析论

公元1207年(南宋宁宗开禧三年,金章宗泰和七年)正月十八日,在南宋王朝向金发动的“开禧北伐”面临全面失败之际,南宋王朝的四川宣抚副使、陕西河东招抚使、兴州都统制吴曦“受金命称蜀王”①,与金“表铁山为界”,“乘黄屋左?,僭王位于兴州,即治所为行宫,称是月为元年”②,正式宣布反叛宋     

南宋的徽宗书写——讳言传统下的诗歌写作

讳言是文学在权力控制下的重要生存方式,宋徽宗作为失政君主的特殊性,使得南宋诗中的徽宗书写具有了探讨文学讳言策略的典型意义.一方面,南宋诗人无论是用词方式还是抒情方式,皆在表面上尽力表现出与官方立场的一致,以减少招祸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转嫁罪责、以唐喻宋等方式争取批评空间,努力维系诗歌的怨刺传统.南宋权力控制的逐渐加强也使得此期的讳言策略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书写中具有了转折意义.     

南宋以来杭州仿灵隐飞来峰造园传统及其重要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了杭州古代园林仿灵隐飞来峰造园的文化现象,指出在南宋时代这种造园文化也被定都杭州的南宋皇家所偏爱,推动了南宋造园叠石为山的流行.这有助于解答长期以来中国园林史中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即为什么在世界各国园林中只有中国园林出现了叠石为山这种造园手法.仿灵隐飞来峰造园是杭州园林的重要特征,也是启发中国园林叠石为山的重要源头,需高度重视灵隐飞来峰独特的风景园林文化遗产价值.     

南宋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及其特点

瘟疫是一种具有大范围流行性、快速传染性与严重危害性的急性传染病.在中国历史上,瘟疫发生后多会造成疫灾.南宋时期是疫灾频度约为44%的一个相对高发期.当时,夏季是疫灾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约有37%的疫灾发生在这一时期;春末、秋初的疫灾虽然也较流行,但在整个春、秋季所发的疫灾都明显地少于夏季.在地域分布上,南宋两淅、江南东西路等地,据现存记载统计依次为疫灾的高发区.南宋疫灾的发生与分布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季节性、不平衡性与同类区域的相似性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等特点.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及其文学意义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从不同角度构建金初诗坛。何宏中、滕茂实等人以其刚烈的言行及诗歌感动金人,司马朴有所灵活的处世态度影响金初政要,长期滞留北方的朱弁、洪皓在南北诗坛都有积极的建设意义,高寿的姚孝锡更是引导金初诗歌向金代中期过渡。他们崇尚杜诗的艺术取向还开启金代崇杜的一代诗风。     

追和词的产生及其发展脉络

张先最早将和韵的创作方法用于词中,在和韵从诗坛延展至词坛这一过程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追和词的产生则在具有典范意义的词人词作出现之后。李之仪《忆秦娥·用太白韵》是现存最早的追和词。直到北宋末年,追和词仍寥寥无几。第一个在词中大量追和前人的词人是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王之道。苏轼、周邦彦作为典范词人在南宋受到较为普遍的追和。金元时期代追和词数量少,追和范围小,但对于苏轼词的追和仍然清晰可见。明人对于唐宋词人词作的追和热情十分高涨,追和词数量大增,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清代追和之风兴盛,词人追和态度严肃,和词总体质量较高。     

关于陈子昂诗歌理论理解的几点辨正

《修竹篇序》无疑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代表文献,表达了陈氏诗歌理论的主要观点,但我们又绝不能仅仅据此一《序》来论定陈氏诗歌理论的全部观点。要准确理解陈氏诗歌理论,必须对陈氏写此《序》的特殊背景、陈氏对诗歌其他看法以及陈氏创作实践等等因素作整体观,方可减少片面之嫌。学术界普遍认定的陈氏只重汉魏而反晋宋和齐梁的观点,也十分不妥。其实,陈氏虽重汉魏,然亦重晋宋,陈氏认为“汉魏”以“风骨”见长,“晋宋”以“兴寄”擅胜,其诗论中“兴寄”一说的理论内涵实根植于晋宋而非汉魏,陈氏对齐梁诗也不是全盘否定,虽然在陈氏看来齐梁诗“风骨”无存,“兴寄”都绝,但对它在律诗方面的贡献并未抹杀。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与审美风尚的变迁

魏晋六朝审美中心的演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由魏晋时期以人物之美为中心向南北朝时期以诗文书艺之关为中心转化，从对人的身体的直接呈现转向由文字媒介的形象再现。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选官倾向引导着人们关注自我，而六朝时期渐渐崛起的考试制度却引导人们把诗文才艺当作立身之本，使得诗文书法大盛，并引起审美风尚的变迁。     

《明昌辞人雅制》与赵秉文的诗学思想

《明昌辞人雅制》是金代重要作家、文学批评家赵秉文编辑的一部大定末和章宗时期的诗作总集,已亡佚。以是其诗学史意义和价值历来为人们所忽略。明昌诗坛流行的清脱、风雅、尖新、浮艳、圆成诸诗体,前两者均为“明昌辞人”所创。他们的创作代表当时诗坛的主流和健康方向,为金诗中后期反思宋诗流弊、倡扬宗唐复古的思潮和南渡后诗风全面转变的先导。《明昌辞人雅制》是赵秉文诗学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赵氏力图反拨当时尖新浮艳诗风的结晶和总结金代前、中期诗师法苏、黄的利弊之产物,标志着赵秉文诗学思想走向成熟和趋于定型。     

宋代文人自称"老子"的文学文化学解析

宋人自称“老子”自北宋范仲淹始,至苏轼、黄庭坚而成时尚,至陆游、杨万里而泛滥。宋人自称“老子”的原因一是对老敏感,好言老弱病懒的时代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又有多种成因;二是向往晋人风神;三是几个典故都合宋人口味;四是范仲淹的正面效果;五是宋人好以才学为诗;六是“老子”一词可影响作品风格、显示作者的个性。     

北宋教坊的灭亡

教坊是赵宋王朝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教坊覆灭于靖康二年（1127）。随着北宋政权的灭亡,教坊的主体——教坊乐人以各种方式大量损失,其方式大约有三种：一是在宋金战争中获罪,或被处死,或叛归金人;二是宋金战争前后,背井离乡,流落四方;三是被攻陷汴京的金军劫往金国。教坊乐人的流散一方面使宋代音乐文化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挫折;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教坊音乐文化的传播。     

从选本看元和诗歌在唐宋金元的传播接受——以元和十大诗人作品入选率及其变化为中心

文章对元和十大诗人作品在唐宋金元诗歌选本中的入选量予以统计和分析,这是考察元和诗歌在这些时期传播接受状况的有效途径。文章通过对代表性选本的计量分析发现,元和十大诗人的入选各具特点,白居易较为稳定,贾岛、刘禹锡选量居高,韩愈、柳宗元之入选不尽如人意,元稹、李贺等则随时代变迁呈现出明显的起伏变化。由此看出,选本收录既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作家在传播接受史上的实际影响,也在个别人身上呈现出与其实际地位不相称的一面。而从宏观角度看,选本中诗人地位的涨落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时代诗歌风气的变迁。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tistics of the ratio of works by ten major Yuanhe poets being selected in poetry anthology in Tang,Song,Jin and Yuan Dynasty,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tudy the transmission and adoption of Yuanhe poetry during these period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ome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s,it could be found that works of these ten poets are selected due to different reasons.The selection of BAI Ju-yi’s poems is quite stable,that of JIA Dao and LIU Yu-xi is more,of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is not ideal and of YUAN Zhen and LI He is changing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Therefore,the selection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real influence of the transmission and adoption of these writers,but also the imbalance with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some specific writers.On a macro scale,the changes in the selection reflects different poetic atmosphere in different ages.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试论《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及其原因

《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总集,它繁盛流行于明代,对明代词坛影响深远。本文从多方面介绍了《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繁盛流行情况,并从明人对词的音乐体性及抒情特质两方面入手,探讨了明人广泛接受《草堂诗余》的积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