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懂”的柏拉图（上）

阅读柏拉图的著作,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到,把being翻译为"存在"会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论题被翻译为: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它与柏拉图给出的例子"风是冷的","风是不太冷的"等等显然没有任何关系.除此之外,柏拉图还常常从语言的角度谈论being,而在语言的表达中,"存在"和"不存在"使用得并不多,表达的范围也不广泛,因此会让人不知所云.如果用"是"来翻译,则没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人既是是的事物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因而人们可以感觉到"风是冷的",也可以感觉到"风不是冷的".而且,"是"和"不是"显然是语言的一种基本的表达方式,而且是与认识相关的表达方式.本文以柏拉图的文本为例指出,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是翻译为"存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主要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读不懂的矛盾律——与中译本《形而上学》商榷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矛盾律的表述中,核心概念乃是"是",而不是"存在"。矛盾律的正确表达应该是"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而不是"一事物不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的相关论述中,"存在"这一术语的采用给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带来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究竟是"是"还是"存在",不仅涉及对矛盾律本身的理解,而且涉及对亚里士多德有关思想的理解,同样牵涉到对西方哲学中being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研究西方哲学,应该以"是",而不是以"存在"来翻译being,并且把这贯彻始终;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在”、“存在”与“是”——纪念熊伟先生诞辰100周年

熊伟先生用"在"而不用"存在"来翻译Sein,表明了他认为"存在"这个译名有问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存在"确实无法表达关于语法和语言方面的考虑,更无法翻译海德格尔举的例子。熊先生的工作揭示了"存在"不是一个合适的译名,同时也暴露出"在"这个译名的一些问题,比如它也不能清晰地表示关于语法和语言的考虑,它无法在例子的翻译中贯彻始终,因为它不是系词,无法与Sein本身的系词意义相对应。如果以"是"来修正"在",则可以消除以上问题,从而达到对Sein及其相关概念更好的理解。熊先生的工作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它并非仅限于关于海德格尔的研究,对于与being相关的研究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     

论“是”与“存在”

在中文当中,"是"有多种涵义,其中包括表示"存在",但是作为系词的"是",乃是这个词最基本的意思,是比其他涵义更为基础的涵义.在哲学讨论中,"是"与"存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可以表明西方哲学中"being"和"existence"的区别;而用"存在"则无法表明西方哲学中being的涵义,用"存在"与"实存"或"生存"也无法表明"being"和"existence"的区别.Being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反映了西方哲学乃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学科,它体现了对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根本方式的思考和探讨,与"爱智慧"乃是一致的.应该把being理解为"是",面不是"存在";应该联系"真"(truth)来理解它;应该结合西方哲学著作中的例子(比如"天空是蓝色的")和所谈论的"ways of being"(是之方式)来理解它;应该把这种理解贯彻始终.而不应该满足于中文字面上的习惯理解,不应该通过中文翻译而从字面上阻断这样理解的途径,从而割断西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一脉相承的联系.     

Being的翻译

在西方哲学讨论中,being有动词、名词、动名词、组合词等等不同形式。这个词最主要的含义来自其动词,因此系词含义乃是它最主要的含义。being一词的系词含义在有上下文的情况是显然的或比较清楚的,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则不是那样清楚,但是该词不可能在前者有系词含义,而在后者就没有系词含义。因此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是翻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并且把这种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     

随意的翻译与有问题的解释——谈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新旧译本的翻译问题

无论being(Sein)一词本身是不是系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系词含义是它的主要含义。最保守地说,至少它字面上就有系词含义。所以,应该将being译为"是",应该在汉译字面上体现出它的系词特征和系词含义,并且应该主要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它。谈论being的翻译,也应该考虑系词的意义,即使认为应该将being译为"存在"并为这样的观点辩护,也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谈论"存在"与being的关系,而不应该回避系词的谈论,或在系词的问题上避重就轻。Being及其相关问题,包括其系词含义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语言学和逻辑学的问题,而是哲学本身的问题,是形而上学中最核心的问题。     

让诗意进入翻译理论研究——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看钱钟书的“不隔”说

钱钟书的"不隔"说,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趋向一致.而后者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对理性的强调,突出了直观的作用与价值,并将人引向与事物的一体化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海氏的哲学可以显示出钱氏观念的跨文化意义,尤其是在翻译理论领域的意义:突出直观意味着,人与人的"不隔",文化与文化的一体化;与此同时,语言已经减弱它作为跨文化媒体的居间分离作用,显现出某种程度的透明度,至少是在理想上.因此,通过"不隔",我们不仅可以将这一世界本能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原它本来的面目--一体化的面目.这也才是语言的可译性的基础.没有这种一体化,翻译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不隔"中可以找到翻译的始基,它的原点,它的"原本".因此,钱氏的"不隔"说不仅可以指向事物的真实,而且还标志着翻译的可行性,其理论意义是巨大的.在与西方哲学的新动态相互一致的情势下,"不隔"的形而上性格显现出了它应有的魅力.     

“是”与“存在”——对西方哲学中Be动词的再考察

本文是对西方哲学中的Be动词的一个重新考察。本文指出,对Be动词的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对于无论汉语思维还是西方思维来说都成立的哲学的问题。本文首先针对西方哲学史中作为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提出者的巴门尼德的相关思想,结合它的重要的研究者基尔克、拉文、肖费尔德的研究,做了具体的文本分析,表明"是"和"存在"的用法对于巴门尼德是同时成立的。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指出,这个问题在根本上不是基于哲学家的个人理解和个人认识,而是基于我们的语言和实在、思维和对象的特殊关系,Be动词除了表达一种属于语言和思维的逻辑判断关系之外,还由此表达一种确定的对象存在的所指,从而,对于Be动词来说,"是"和"存在"都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因此对主张单一地从系词"是"的角度来理解Be动词的哲学内涵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认知语境”与“翻译表诀”——关于“翻译标准与原则”的探讨

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根据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通过对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对原文理解与译文表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认知语境"进行分析,探讨翻译标准的原则问题.有关翻译标准与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看待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是在"认知"与"表达"上的不断争论与妥协.翻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认知程度的不同决定翻译的水准高低,表达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认知的差异.从"认知"角度来说,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存在个体差异,翻译似乎无确定的标准,然而,归根到底,译者在"认知"基础上采用何种"表达方式"不能离开"准确"和"忠实"这个根本."准确"是对译作的效果而言,是相对的,"忠实"是对译志的态度而言,是绝对的.     

美的事物与事物的美

柏拉图关于"美是什么"的追问,至今尚无结论。其实对这种形而上的追问,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客观的科学结论的。"美的事物"与"事物的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的"美"是形容词性的,后者的"美"是名词性的;前者是社会科学,后者是自然科学。美学真正要研究的,应该是"美的事物",而不是"事物的美";应该是美的原因,而不是美的本质。美的原因就是客体事物对主体内在需要的满足。这其中的"需要",不能仅仅是精神上的,还应该包括物质上的。客体或审美客体,对主体或审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对主体的美的程度就越高。     

齐硕姆意向性感觉理论探析

美国著名的知识论哲学家齐硕姆认为,我们的感觉可以为我们所感觉的事物的存在提供证据,即我们所感觉到的某事物的显现倾向于使这个事物的存在变得明显的。感觉的认识论意义在于:如果某个人在感觉上认为"某事物是F",并且如果他感知到这个F的事物对于他而言是明显的,那么,"这个事物是F"对于他而言就是明显的。感觉的"副词理论"表明,感觉的本质是某物对某人的显现方式而不是事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那些描述感觉事物的形容词实际上起到的是副词的作用,感觉所指向的事物并不必然存在。     

论《巴曼尼得斯篇》中“一”与“是”的辩证关系

在《巴曼尼得斯篇》中,柏拉图分析了各个相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它们结合的可能性,以解决极端相反的相在个别事物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在各个相中,"一"与"是"的结合具有开创性意义。"一"如果不与"是"相结合的话,它就是孤立绝缘的,最后甚至连自身都不是。而如果"一"与"是"相结合的话,"一"就可以与其它的相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整个世界的网络。柏拉图的"通种论"也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修改发展而来的。"一"与"是"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启示作用。     

普罗太戈拉和古希腊民主政治

普罗太戈拉是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上智者派的著名代表。他曾说过一段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由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恶意的批评,也由于智者派的某些人物,特别是晚期智者派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玩弄诡辩的风气,智者派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遭到许多人的轻视和否定。至今,人们对于智者派的评价仍时高时低。当然,由于智者派并不是一个巩固的集团或派别,不象别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派别那样在哲学上有一种共同的学说或     

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

翻译中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译者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纯语言"观,"纯语言"观解构了翻译的"忠实"神话,重构了译者的地位。德曼和德里达对《译者的任务》作过不同的阐释,德曼的解释是:译者可以使原文"再生",译文的失败来自语言功能的失败;德里达揭示了译者是原文的"保护者"的观点。翻译是一个译者在不同时空下进行语言转换的行为,译者不是一个无助的完全被动的工具,译者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忠实",译者的使命是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知识与信念谁更有政治-道德力量?——析柏拉图《高尔吉亚篇》对修辞术的批判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借助苏格拉底提出一种"知识性技术"或"技术性知识",其中,"能知"与"所知"直接合一,呈现出一种纯然"透明"的心理状态,即它必定能够透过这些心理状态看到这些心理状态所指向的实在.就命题性知识而言,一个有知识的人所知的命题肯定是真命题而且他也肯定知道所知的是真命题;就技能性知识而言,一个有知识或技术的人所做作为的肯定是完善的目标而且他肯定能够实现他所做所为的完善的目标.因此,对于一个具有"知识"或"技术"的人来说,无论是命题还是行为,都是不可错的.基于这一知识概念,柏拉图不仅批判了作为"信念性技术"的修辞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它毫无力量,而且柏拉图还建构了其自身的"本真性的伦理学".     

用语言分析方法澄清价值概念

用语言分析方法澄清价值概念就是区分并明确它的涵义和指称。价值概念的涵义是人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所理解的意义,指称是用这个概念所指的事物。在日常语言中"价值"一词的主要用法是评价事物,用它评价的事物有三种类型,相应地有三种涵义:在评价为人所使用的事物时其涵义是"有用",在评价为人所追求的事物时其涵义是"美好",在评价人及其相关事物时其涵义是"重要"。这三种涵义分别对应三种性质:有用性、善性和重要性,可是这三种性质都不是事物的实际性质。由此得出结论,"价值"没有指称,不指向实在的事物和性质。因为价值概念有涵义却没有指称,所以不能通过指明所指物的方式界定概念,而只能从它作为评价用语的角度揭示它的涵义。     

“美是典型”说的困惑与思考──学习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蔡仪认为,"美是典型".美在本质上与人无关.这些观点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美的规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自然"等论述是不一致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美既要符合"物种的尺度",也要符合"内在的尺度"即人的尺度.因此,美无法排除人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说,"美是典型"这一命题应修改为"美是符合人的尺度的典型".     

论ontisch——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概念的理解和翻译

ontisch是海德格尔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它的不同理解和翻译,涉及到对海德格尔整个哲学思想的把握.在国内学术界,这个词一般被翻译为"存在者状态上的"或"存在者层次上的",后一种译法为<存在与时间>一书的中译本更多地采用.诚然,在海德格尔哲学中,ontisch作为一个形容词,后面可以跟"研究"、"发现"、"科学"、"概念"等不同的名词搭配,这类研究等等确实是关涉存在者的,而ontologisch则是关涉存在者的存在的.但是,笼统地把它翻译为"存在者层次上的",容易产生歧义:既可以指某种研究或科学只达到对存在者的把握,也可以指作为某种研究之对象的存在者处在存在者层次上.事实上,当ontisch跟"状态"、"结构"等名词搭配时,人们还把这个词翻译为"在存在者层次上的",就不再是指某种研究只达到对存在者的把握这个意思了,而就是指某个被研究对象处在存在者层次上.把ontisch翻译为"研究存在者的"或"存在者论的",倒是能明确地体现出某种研究只达到对存在者的把握这层含义,但是,这种译法却不能翻译die ontische Verfassung des Daseins、die ontische Struktur des Daseins等组合词.它们原本就是指此在的存在状态或存在结构,如果把ontisch翻译为"存在者层次上的"或"存在者状态上的",就恰好把此在的"存在状态"或"存在结构"都遮蔽了.于是,原本属于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之对象的此在的存在(Sein),即生存(Existenz),就统统被降格为"存在者"(Seiende)了.这样翻译,既违背了海德格尔的本意,而且也会使许多中译文难以为读者所理解.ontisch按照德文词典的释义,本来就是"存在的"或"存在上的"意思,按照词典上的解释来翻译,不仅不会犯混淆存在和存在者层次的错误,而且会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只关涉和研究存在者的研究或科学,恰好就是此在的含糊的存在领会,就是此在的独特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     

从奈达的“对等”理论看译者的追求

译者追求的不同能反映出译者的翻译观,会牵涉到译文的标准,当然会产生不同的译文.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等"理论,依靠读者反应确定译文的优劣,但不是追求与原语完全一致.其他中外翻译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许多翻译实例都可以体现追求与原语"完全一致"的译文的弊病.译者应该追求"最贴切的最自然的对等表达",译文应该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不应该是贴近或照搬原语的表达方式.     

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自由理论比较研究

自由概念在古代和近代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以柏拉图和斯宾诺莎为例,柏拉图把理念作为本体论基础,自由的人在于其灵魂完全转向超感官世界,能绝对支配自己的身体和行为.斯宾诺莎的自由则是一种朝向"自我保存(保持存在)"的努力,它与理性、德性一样都是对人的内在本性和本质存在的肯定,获得自由就是参与到对神的绝对肯定之中,"对神的理智的爱"是实现人的内在自由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