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量刑规范化改革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等量刑不规范的现象,为了司法公正,对量刑进行规范化改革势在必行.文章就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评述.     

量刑规范化背景下的量刑说理制度及其完善

量刑说理消解了刑事裁决结果与公众预期之间的现实张力,在量刑规范化增强量刑结果客观性的基础上,增添了刑事司法的制度柔性。完善我国的量刑说理制度,可从规范裁判文书说理、合理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完善量刑说理方式、维护量刑程序中的控辩对抗、健全量刑说理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     

论规范化量刑

规范化量刑是对量刑这种司法活动或制度的一种改革,是指使得量刑合乎约定俗成或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规范化量刑不仅要求量刑公正而且要求其具有透明性,这就要求增加控辩双方关于量刑的话语权和将量刑工作纳入法庭审判;做到规范化量刑首先要遵循规范化量刑的必要原则,坚持量刑程序公开、检察监督、罪责相称的原则,其次要采取一些科学合理的量刑方法。只有做到规范化量刑才能坚持科学的量刑观,才能保证刑罚权的正确行使,才能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论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量刑基准的确定

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举措之一,从实施之日起就受到广泛关注。要确保量刑达到规范化,就必须对量刑的基准点做出准确的定位。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量刑基准的确定,对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维护我国的司法公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被告人量刑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是英美国家证据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中也有关于品格证据的运用.但是出于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出于对其特殊司法保护的初衷,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论重罪案还是轻罪案,都呈现轻缓处理的趋向,这也许是我国未成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未成年被告人量刑中,不应只仅仅采用其良好品格证据,对于某些不良品格证据也应依法采用.     

量刑证据——法官量刑裁量的基础

法官量刑裁量的合理性取决于法官接触量刑证据信息的时间、承担量刑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证明中的力量对比和具体的量刑证据制度.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我国法官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和法官量刑裁量的作出,平衡量刑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力量、重置量刑证据制度、充分保障法官接触量刑证据的时间和量刑证据信息占有量是解决量刑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论量刑规范化之操作程序

量刑规范化是解决量刑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合理限制刑罚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必然要求。量刑规范化实质是规范量刑,这就要求有一套规范量刑的操作程序。文章意在揭示法定刑司法运用的基本逻辑,认为量刑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应当是:首先确定法定刑,而后找准量刑基准,最后判处宣告刑。由于文章是以量刑模式为视角,重在揭示法定刑司法运用的基本逻辑,因而着重从路径选择考虑为量刑规范化提供程序上的参照,强调规范意识。     

论规范化量刑中的变通技术

量刑规范化是对＂量刑＂的规范化。作为归责过程,量刑既是法律知识的演绎,更是惩罚权力的运用,绝不能将量刑的公正寄希望于法官的正义人格与某个计算公式上。为弥合刑法的缝隙,软化刑法的刚性,使量刑结论最大限度地接近正义,在量刑时也应做适当的变通,但变通的幅度不能超过法定的最高刑罚,破坏民众的稳定预期。     

从法官心理看"量刑差异"

“量刑差异”是刑事审判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的心理因素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实的刑事审判中,案件的社会结构如案件发生的社会情景、诉讼参与人员的各种特点与反应等,无时不在刺激着法官的审判心理,从而导致法官的心理失衡和随之而来的“量刑差异”现象。这严重地破坏了刑事司法的平等性原则。此现象虽然很难避免甚至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但却能通过对刑事司法作相应制度和技术上的改革来尽量减少它的发生,从而使刑事审判向着“相同案件做到相同处理”的刑事司法理想目标迈进。     

被告人品格证据对量刑的影响

当谈到被告人品格证据的时候,一般是在证据规则层面上来讨论的。但是被告人品格证据却在量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被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可以说是重要的量刑情节。本文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相应证据规则,并就本土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衡平

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量刑方法,建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法官以此为参考确定基准刑和对量刑情节加以合理的衡量和适用。在我国着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背景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主动迎合改革的步伐,从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改善立法状况以及规范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以实现量刑公正。     

我国法官量刑裁量权规范化运行之路径探析

量刑裁量权是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必备的一项权力,总体来说我国法官拥有较大的量刑裁量权,且因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量刑裁量权的运行很不规范,这是引发量刑不公和量刑偏差的重要原因。鉴此,主张立足于法律规范、司法体制和法官素质三个层面,采取相关措施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以促进量刑的公正和均衡。     

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下的证明制度

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司法审判的落脚点,也是衡量司法公正与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量刑环节出现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量刑程序独立于定罪程序之外,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与此相适应,必须设立一种不同于定罪证明制度的量刑证明制度,以求使量刑结果更为公正合理。以独立量刑程序框架为背景,对量刑程序中的证明制度作探讨。     

非法证据与量刑关系的再审视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在量刑和非法证据两个领域的不断深化,如何处理非法证据与量刑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影响这两项改革实效的关节点。非法证据与量刑的关系,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非法证据能否在量刑程序中使用;二是,如果可以,在量刑程序中如何使用非法证据。为了在量刑程序实现刑罚个别化的同时,也不妨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震慑效力,需要确立一个客观标准来判断在具体案件的量刑程序中是否使用非法证据,此外,还需要有限制加重的规定,即减轻非法证据对加重被告人量刑方面的影响。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类案检索机制的功能实现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围绕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求刑权和人民法院裁判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权问题,相关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学理模式：“居中裁判”模式、“检法冲突”模式、“自动售货机”模式、“复读机”模式。随着司法大数据的不断公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发展,类案检索在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精准性和认同度、规范法官在量刑中的法律推理和心证公开、增强新型案件量刑裁判的可接受性上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当前,对类案检索的功能设定日渐出现了“技术理想主义观”和“现实主义论”的分歧。基于上,建议：进一步明确审判者司法理性的核心地位和类案检索及相关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功能;完善量刑类案中案例相似度计算模型和革新数据口径及其检索条件;制定量刑类案数据采集、运用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基于刑事法一体化,围绕实体要件、法定程序要件、证据运用要件、刑事政策要件等加强类案的系统化建设。     

论品格证据的运用与排除

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品格证据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规范化问题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公众所关注的案件,实现量刑的公正、均衡非常重要。但由于该罪立法上的特点,导致在司法工作中量刑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因此,实现该罪的量刑规范化非常必要。应合理设置该罪的量刑基点、基准刑,并适当确定从重、从轻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