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三格四品"说与"吴中诗风"

皎然<诗式>是唐朝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中的"三格四品"之论是解读吴中诗风的重要一环,它的形成和理论内涵与"吴中诗风"密不可分.不了解皎然的"三格四品",很难对中唐诗歌思想的全貌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幽怨愁伤"女校书"--薛涛《十离诗》"诗格卑下"辩

细斟薛涛十六岁到二十岁入乐籍期间所作的<十离诗>和其他咏物诗之创作背景与情感内容,前人有关薛涛"诗格卑下"殊乏雅道"的评说是欠妥帖公允的,必须予以纠正.     

皎然文学思想的变化

<诗式>是皎然晚年的作品,<诗议>是皎然早期的作品.<诗议>肯定用事,基本否定齐梁诗,反对俗巧,但大历时期文风崇尚俗谑,盛行游戏为诗,士风狂放不束,盛行洪州禅,对齐梁诗的看法有了变化.因此皎然晚年<诗式>,不但不再反对俗巧,反而赞成戏俗,赞成调笑一格.对齐梁诗多持肯定态度,否定用事.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文学思想有了交化.认识这种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大历年间的文学思想.     

殷璠选学观剖析

<河岳英灵集>为盛唐颇具特色的诗选集.殷璠对各诗家的评论常用"风骨"、"气骨"、"清","奇"等这一系列范畴,在诗体的选取上则倾向于五言古诗.这些体现了殷王璠"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的选学观及特定时代的审美风尚.为唐诗的普及和唐代诗学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

"诗法"理论,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莜园诗话>诗法理论大致可分为诗法"辩证观"、诗法"主体论"、诗法"自然论"等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对<筱园诗话>之"诗法"理论有较清晰的认识.     

晚唐五代诗格中的“作用”说

"作用"是皎然诗论的核心范畴,其含义指向带有主观能动色彩的艺术构思。总体而言,晚唐五代诗格仍以近体诗(主要是律诗)为主要研析对象,在近体诗诗体的规范之下探讨诗歌的各种作法,重视诗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二是论"苦思磨炼,运句成篇"。这一时期的"作用"说是对皎然"作用"说的一个极端发展,更加细致化、琐碎化和固定化,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关涉着诗境的形成。     

论皎然"风流自然"诗学观及其意义

"风流自然"是皎然论诗的审美理想和"文章宗旨".皎然的"风流自然"诗美观念揭示了诗学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妙造自然"的美,重视"真性情"的抒发,并紧紧围绕着"自然之美"的审美要求提出了"措意"、"作用"、"苦思"、"取境"、"中道"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创作问题,从而使得"自然"诗学观念更加丰富.皎然的"风流自然"诗学思想对中唐诗人以及后世诗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岁亦阳止"之"阳"字考

<诗·小雅·采薇>中"岁亦阳止"之"阳"字,多释为夏历十月.实际上,夏历十月非阳月之属而为阴月之属.句中"阳"应作温暖讲,有训诂上的依据,从诗中"薇"菜的生长规律看也顺理成章.     

从"六诗"到"六义"

"六义"是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它是经过一系列改头换面的处理"层累地造成的".赋比兴根本不是<诗经>特有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诗经>艺术价值所在.从"六诗"到"六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重寻阐释平台,予以摧陷廓清.     

超越"忠君"--重读杜甫《哀王孙》

杜甫<哀王孙>是一首反映安史之乱中唐皇室悲惨遭遇的诗篇.诗中流露出很明显地"忠君"思想,导致古今论者对此诗评价悬殊.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诗中"忠君"思想的表层,就会发现杜甫在此诗中流露出的思想其实仍是他一贯的爱国爱民思想的流露.本诗"指陈时事,反思致用"的特质于我们认识那个特定时代有着不可忽视的"诗史"价值.今天的我们有必要对此诗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高棅"声律纯完"说辨析

高楝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他以此来衡量、筛选唐诗,排除绮靡之音和奇崛之调,讲究圆融浑然的声调之美,从而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     

唐代诗境创造论和类型论

从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开始,人们便明确地用"境"来阐述文艺理论中的问题.本文拟从唐代诗境创造论(缘境、取境、造境三个阶段)和诗境类型论(物境、情境、意境三种类型)两方面来讨论唐代诗境论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认识价值.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杜诗"当句对"艺术研究

钱钟书先生为"当句对"作出质性的界定,是一大贡献;但他认为此格是杜甫首创,则为失误,早在梁朝何逊的诗中就已出现此种对仗形式.杜甫的贡献是把前人的五律"当句对"引入七律,并通过创作实践把这种对仗形式推入极至.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陶渊明与"嗟来之食"--《有会而作》新解

与王瑶、逯钦立、袁行霈先生的理解不同,陶渊明<有会而作>一诗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提出了反传统的新观念在生死关头,不包含改变社会政治文化根本立场这种无理要求的"嗟来之食"可食,体现了诗人尊重人的生命、鄙视并捐弃虚礼的思想.这是陶渊明思想中至今尚未被人发掘、重视的一个亮点.     

从《诗经》的功用来理解孔子的"思无邪"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众说纷纭,有十余家之多.正确理解"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时代背景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