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内迁女真安置政策——以安乐、自在州为例

安乐、自在州是成祖时专为安置内迁女真设立的。明初 ,由于明朝取代元朝 ,曾引起北方民族大量内迁。对内迁人口 ,明朝的安置政策皆以抚慰为主 ;但专门设州集中安置的却惟有女真。成祖确立的区别于他族的女真安置政策 ,突出的是贯彻“优养”原则 ,其目的是配合稳定东北、牵制蒙古的战略。这一政策在明初收到了预期效果。     

东南沿海制造业企业内迁的动因与阻力

2008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制造业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纷纷选择内迁。本文总结了企业内迁的背景和现状,对企业内迁的动因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及土地成本的上升是企业内迁的重要动因,最终研究了企业内迁存在的阻力。     

海南旧谱牒的功能和新谱牒纂修中的民间立场

谱牒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海南谱牒以本族源流为先导 ,以世系图表为核心 ,着重记述了始迁祖以降的族脉延续。旧谱牒有着以族田等经济手段维系族众、以家法族规与国法互为补充等功能 ;新谱牒则呈现着内源性确证和族史考辨的个体写作实践与民间立场。     

论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工业的内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抗战前沿省份的部分厂矿进行了大规模内迁,人们称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刻”.湖北工业内迁是这次工业内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去史学界却关注甚少.本文试图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战时湖北工业内迁的情况,作一初步论述.抗战时期湖北工业的内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湖北原有工业的内迁,另一部分是抗战爆发时从上海等沿海地区迁到武汉的工业再次内迁,本文所论,仅限于前者.     

隋唐时期党项部族内迁的特点和影响

该文力图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党项部族内迁的特点和影响，并第一次提出“自由内迁”在党项部族内迁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对党项部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内迁壮大了党项人中世家大族力量，为尔后党项崛起、西夏立国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企业迁湘概况及对湖南经济发展之影响

抗日战争初、中期沿海一些工厂企业陆续内迁西南、西北,其中湖南是内迁企业较多的省份之一。关于这一情况至今尚无系统详尽的文字介绍,笔者愿就接触到的部分资料作一初步叙述,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先辈。一、企业迁湘概况抗战企业内迁始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抗战爆发至次年1月为第一时期,即发轫时期。这一时期虽政府指定川、陕、滇、贵、鄂、湘等省为内迁目的地,但各厂几乎全部云集武汉,不少厂还在武汉开工生产。自1938年1月各厂开始陆续离汉再迁,是为整理转运时期。9月以后内迁速度加快,各厂散向西南、西北各省,到12月内迁厂矿数已达预计搬迁总数的四分之三,是为继续内迁时期。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内迁湘西民族地区。内迁人员迁入和兴办机械半机械化企业,加速了湘西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同时,大量人口内迁产生的巨大消费量也使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加速。     

元代甘宁青地区的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元代是甘宁青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元王朝将该地区的西夏遗民以各种形式大量内迁促其融入汉族的同时,又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畏兀儿人、西域人迁入这一地区,使该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新格局。由于长期而密切的族际交往,该地区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新局面。     

客家人的习性及成都东山客家研究

从古今历史考察,客家人的习性是在与南方民族相处,开发南方山地丘陵区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他们不封闭,喜开放,向往天下“乐土”,一迁再迁,遍布世界各地;喜创新,敢为天下先,许多人成为时代领潮人物;重故土,爱中华,为祖国统一大业、中华民族崛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成都东山客家则是这一族迁文化的缩影。     

建国初期中部地区承接工厂内迁问题的解决机制

建国初期沿海工厂内迁过程中,迁入地与迁出地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了保证内迁工厂能够顺利开展生产经营,迁出地与迁入地都积极行动尽力解决内迁工厂遇到的问题.在地皮、厂房、资金、原料等方面,中部地区地方政府给予充分的供给;在市场建设方面,内迁工厂获得了国营商业公司的订货采购支持;在协作关系方面,地方政府尽力为协作企业提供相关方便,帮助企业解决劳资纠纷;甚至当内迁工厂遇到比较复杂的财产处理问题,包括债权债务的处理、新厂房的租建、遗留资产的核算等方面,也在各方努力下最终得到妥善处理.探究工厂内迁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应对机制,是为了说明该问题的解决是多元化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目前中部地区出现的大招商及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应该吸取历史经验,真正推进全社会各方面联动,为内迁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中山国婚制、婚俗初探

中山国由于处于华夏族文化圈内的地理环境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徒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它既接受了华夏族国家普遍实行的嫡庶妻婚制,又保留了本民族游徙而嫁的婚俗,还受到境内商族遗民男女无别遗风的熏染,从而使中山国的婚姻形态呈现出诸民族融合的多元化色彩。     

史诗《摆手歌》的民族学价值 --土家"摆手"研究之一

土家著名史诗<摆手歌>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根据族源、迁徒、民族英雄以及"蛮夷"文化之荟萃的探索,论述其民族学价值.     

哈萨克族阿克塞分支社会变迁与和平跨居的特点及启迪

阿克塞县哈萨克族不仅不因内迁而封闭 ,反而成为具有开放型特色的“塞上侨乡” ,并能在内地各民族的支持和帮助下更快地走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 ,使阿克塞哈萨克民族社会发生了跃进式发展变迁 ,其游牧经济战略转型剧变与民族型现代文化自觉构建特点 ,不失为和平跨居的模式之一 ,据此获得阿克塞哈萨克族社会变迁模式的重要启迪与经验。     

论“开发西北”对形成西北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推动作用

“开发西北”是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一个社会热潮,在此热潮裹挟下,西北高等教育迈出了现代化的步伐.抗日战争开始,“开发西北”扎实推进,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东部高校内迁运动,这一运动将西北变成了暂时的国内高等教育中心之一.抗日战争之后,虽有内迁高校的“复员”回潮,但客观上看,“开发西北”的基础,内迁高校的影响,以及内迁高校留下来的种子,构成了西北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和基本框架.     

论科尔沁文化文献建设的重要性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图书馆在传承文明、发展文化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特色馆藏在图书馆文献资料的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核心。科尔沁蒙古族在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科尔沁蒙古人,在用双手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科尔沁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尔沁文化文献是科尔沁地区图书馆的特色馆藏资源。     

周族兴起地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作者认为，周族源于炎帝后裔有邰氏和黄帝后裔高辛氏，初兴地在今河南的伊洛地区，后被帝喾封迁于汾水地区，尧舜时封后稷部族于泾渭地区，并逐渐在关中迁转、发展和建立国家。     

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与强化

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在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查阅相关族谱等文献资料可知,程元谭在徽州程氏宗族中于宋代以前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时间也出现较晚。梳理相关民间和官方文献记录发现,直到宋元时期,程元谭的始迁祖形象才得以建构,并呈现出从宗族认同到官方认同再到地方社会认同的发展趋势,最后演变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然而,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及其生平事迹的真实性,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一现象表明,在徽州宗族中,始迁祖不仅对本宗族有着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对整宗合族、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进而寻求获取更多的地方资源,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代沙州“达人”内迁新论

元末明初,沙州地区处于元朝察合台系后裔的统辖之下。洪武、永乐之间,蒙古在沙州地区的统治可能发生过明显断裂,新崛起的困即来家族归附明朝,成为沙州卫。然沙州卫实际存在的时间只有40余年。沙州卫内外矛盾的发展撕裂了统治集团,促使其被迫迁居内地,沙州卫实际废置。沙州卫降人先后经过甘肃河西走廊南山、山东东昌、南直隶,其记载最终消失于两广地区,是明代各类内迁案例中,迁徙次数最多、迁徙路线最远的一个。这一多次迁徙行为与明朝日趋保守的对内迁民族态度和政策改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导致原沙州卫降人群体屡次离散,逐渐融入内地社会之中。在明代内迁民族研究中,涉及中国南方不多,但借助沙州卫降人内迁线索可以勾连穿索其他南方内迁民族信息,充实相关问题的研究。     

西夏语言的佐证——藏缅语民族音乐

随着在唐朝初年党项人迫于吐蕃东扩的压力东迁陕甘宁地区,原分布于我国西南的藏缅语族居民的民歌也被带到黄土高原一带,对大西北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陕北、陇东等地的汉、回等族民歌和鄂尔多斯的蒙古族民歌都有大量的曲调能在川滇西部的彝、傈僳等民族的民歌中找到对应。本文试图由此出发,探讨党项人内迁对西部地区民族文化格局的影响。     

川西南明清移民孤岛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

探讨明清时期川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一是孤岛汉族与后迁汉族的关系,二是汉族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归纳川西南民族关系的特征.孤岛汉族凭借其文化特质,保持着"我族"与"他族"的"双重"边界,显示出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族学境界的流动性,为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保护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