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父诗》及其伦敦、剑桥藏本

太平天国印行的书籍,大多数是有关他们自己的。即使是新旧约《圣经》、《武略》等书,也都从批注或修政、编选中反映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意向。所以,太平天国印书,连同他们的文书,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最重要的史料。太平天国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们对太平天国印书的利用、研究似乎还很不充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天父下凡诏书(一)》等受到研究者较多的重视和利用,但总的说来,我们没有对太平天国印行的每一种书籍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从它的     

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吗?——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学术界曾对太平天国是不是绘人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罗尔纲先生根据南京堂子街、罗廊巷、如意里等地发现的太平天国壁画的考证,按“旧约”的禁例和涤浮道人在《金陵杂记》中“贼之画……不准绘人物”的记载,分别在《新建设》、《文史哲》、《太平天国史绩调查集》等刊物中发表文章,反复阐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不仅不准绘神怪和封建的旧内容的人物,而是一切人物都不准绘,不仅天京如此,而京外如此,而一直到后期也仍然如此。”事隔十余年,随着太平天国壁画和史料不断发现,有充分事实说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序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是史式、吴良祚两位同志新的科研成果,史式同志撰写《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吴良祚同志撰写《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不是一件易事。十年前我给史式同志所撰《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写的序就说过:“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近来又听说“史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是蚂蚁啃骨头,费力多而收获小。”但是,这两位作者却长期埋头于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乐此不疲。史式同志在十年前就撰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吴良祚同志十多年来发表了数十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有关太平天国词语     

呤唎助守太平军九洑洲炮台说质疑

英国友人“太平军上校”呤唎(A·F·Lindley1840—1873),1866年在伦敦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文译名)一书。自述了他在太平天国从军四年的历史。人们历来都认为呤唎曾助守过天京江面的太平军九洑洲炮台,后炮台失守,呤唎负伤,妻子玛丽阵亡。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牟安世《太平天国》、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和《辞海·中国近代史》等均持此说。考九洑洲在江苏江浦县浦口镇金汤门南十余里,与南岸的下关遥遥相对。太平军在此设有要塞,拱卫天京。清方奏报称:“查金陵城下,分内江、外江,中为七里洲,横亘江心,有贼垒四座。     

《天兄圣旨》中“团方”“团圆”新证

太平天国印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最重要的本证。王庆成同志从伦敦英国图书馆摄回的《天兄圣旨》两卷,无疑是太平天国的文献珍品。在此之前,见于文献记载的,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传言仅有六次①。而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却记录下戊申年(1848年)九月至壬子二年(1852年)三月十五日这段期间的“天兄一百二十余次下凡事”②。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拟就《天兄圣旨》中明确提到金田起义前的“团方”“团圆”及其有关史事进行一番考索。“团方”一词,其它太平天国印书中从未出现过,唯见于《天兄圣旨》记载。庚戌年八月初五日(1850年9月10日),萧朝贵在洪山假托“天兄劳心下凡”传言说:“这团方有人不守天条,该杖几百。”初六     

李秀成未封“护国军师”考辨——李生香印文释义订误

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缉入忠王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发给陈金荣的田凭一件,骑缝上盖“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护国军师忠殿户部尚书李生香”双龙纹硃印。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以为“护国军师”系李秀成,并据以论证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巳膺封军师(见该书增订本第257页)。这是一种误解。按太平天国有朝官、属官之分。属官有以朝官兼任者,地位较尊,印章上都刻姓名。例如,见之于吴江“计彩化门牌”的“太平天国御林王亲真忠报国懋天福任西殿属官领袖萧朝兴”(《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37页)。又如忠王于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准抚天侯徐少蘧病假的“瑞批”所盖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侣天安兼忠殿吏部主编修董敖侣”(《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8页)。也有不由朝官兼任的     

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始自何时?

《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史坛争鸣》栏,发表了徐川一《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吗?》一文,提出与罗尔纲商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一九五一年初版,原说“太平天国自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即开科取士”。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该书增订本,根据丁宁存《从军日记》:“又有万寿诗     

避讳改偏旁例

避讳而改偏旁,前朝罕觏。太平天国则把“鬼”旁改为人旁。按太平天国教义,“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爷,是(云人)爷”(《永安封五王诏》),“肉是肉父生,(云人)是(云人)爷生”(《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好人死后灵魂“升天”,天上是没有鬼的,故改魂为“(云人)”。此字在辛开元年(1851年)的一些“天父诗”中已经多次出现,如“灵(云人)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真神能造山河海,不信(云人)爷为何功”(《天命诏圣书》)之类。壬子二年新刻的《天条书》,凡“小灵(云人)”、“(云人)得升天”等等,“(云人)”字均从人而不从鬼。壬戍十二年(1862年)颁行的《敬避写样》,“魁”字条下注明:“凡写魂、魄、愧、魏等字均从人,写作(人斗)、(云人)、(白人)、(委人)、字样。”这是太平天国后期,从“魂”字推广到其他“鬼旁字,因避恶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评茅家琦撰《太平天国与列强》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又添新作,由我国著名太史专家茅家琦教授撰写的《太平天国与列强》一书已出版问世。对于错综复杂而又关系重大的太外关系史,我国出版的专著还不多,所以该书的出版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太平天国与列强》把太平天国在宗教上与西方的关系、金田起义在国际上的反响、西方外交官与传教士访问太平天国以及太平天国与外国侵略者在军事上的对抗等。史实,原原本本、有条不紊地介绍给读者,并作了许多精辟和深刻的分析。本书第一章应是全书的总纲。作者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和清王朝不断地出卖国     

读《太平天国史学导论》

扬州师范学院祁龙威教授撰写的《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太平天国史学史和太平天国文献学的专著,得到史学界同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祁龙威教授是海内外闻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近四十年来,他致力于太平天国史学史和太平天国文献学的研究,先后撰成百余篇论文,本书是其选集。开篇《太平天国史学简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全面地分析总结了近百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这是前人从未研究过的重要课题。连同书中其他几篇有关太平天国史学史论文,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作者受乾嘉学派影响,对经学、小学的训练功力深厚。这为作者考证太平天国史料提供了条件。作者写过许多有影响的考据文章,本书所收关于太平     

《太平军在上海》译名辨误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于1850年8月创刊,是上海最早的外文报刊。该报曾刊载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特别是太平军在上海附近地区作战的报导。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根据该报有关材料,于1983年编译出版了《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日报〉选译》一书,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由于中英文互译在译音方面存在的困难,书中有的地名、人名发生差错。作者通过考证,指出许多地名、人名在互译中的错误,可供了解、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读者参考。     

《太平天国史丛书》问世

广西人民出版社《太平天国史丛书》的出版,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树旗之举”。该丛收全面总结百余年来,特别是建国四十年来太史研究的成果,并使其提高到更高的境界,它内容全面系统,包罗了太平天国的政洽、经济、军事、外交、人物等各方面(含对立面),将出版专著及人物传记20种,每种30万至40余万字不等。罗尔纲先生担任丛书编委顾问,钟文典教授任主编,各书的作者都是我国在这方面有卓见的专家,他们严格按照“全、新、深”的三字方针精心撰写,因此保证了本丛书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权威性,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保存价值。     

略论林凤祥籍贯及早期史历

关于太平天国名将林凤祥的籍贯和早期历史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总起来说有三种意见; (一)广西武鸣县(即武缘县)说。见1962年2月12日吕集义写的《林凤祥的籍贯及其它》一文。同年2月23日上海《文汇报》就此发表了《广西调查林凤祥的籍贯》的报导。《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一书,亦将此说编入。其根据是武鸣县一块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三界祖庙庙丁碑》,上有林凤翔及其弟林风集的名字。192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志》以及《广西一览》和传说中亦谈到林凤祥是武鸣县人。(二)广东揭阳县说。见《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上发表的蔡起贤《太平天国北征将领林凤祥》一文。主要根据是揭阳林氏族谱上关于林凤祥世系的记载以及揭阳林德侯写的《太平天国名将林凤祥》稿本及当地传说。     

太平天国官印研究

太平天国发给从中央到地方的王,侯、相直至两司马包括个别外国人的各级官员实授或虚设的职务及爵称权柄符—官印,是太平天国政权建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太平天国官印的研究,对于从正反两面了解太平天国官制军制的发生发展,特别是后期的变化得失,从而洞察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成败,当有裨益。太平天国官印始颁于何时? 据《贼情汇纂》卷十一载,太平天国“举事金田,凡紫荆山附近藏匿党羽,皆出归附,于是群贼大会,置伪官,制伪印,立军制”。金田起义后,钦差大臣赛尚阿亦称:“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文伪印可凭。”可见金田起义前官印已颁行,而且是做为整个组织准备物质准备中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次年军抵永安,洪秀全又“封派各贼伪官,封杨秀清为东王……,制造伪印”。说明此时已确立由中央颁发官印的制度。建都天京后,设立了专门机构——“镌刻衙”,置典镌刻四人,主刊刻诏旨书籍,兼雕木质官印。有“镌刻营”一军,皆刻字匠,按军制编组,有“将军以下正副各伪官、典官、属官,每军一千七百十五人”。     

《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太平天国天京突围人员考略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天京城失陷。曾国藩八百里红旗报捷:“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但据《李秀成自述别录》:“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之外,贼兵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英国驻镇江领事艾德金(Adkins)于城陷后一星期到南京参观,据其致英外相罗塞尔报告书,城内能战太平军约一万人。又有外人估计,城内战士最多不过一万人,其中城破逃出一千五百人,被杀者七千人。对此,罗尔纲先生早已考辨曾国藩虚报战功之谬妄(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简又文先生也综述其要,认为“其时天京城内全体人口共约三万人,太平军占其半,能守城作战者不过三、四千人,其余万余人,除大小文官之外,则大都是各处太平军留京之眷属,或老弱孤寡伤病残废,及各王府留守之少数属下人员与卫士,所谓居民实无几耳“(《太平天国全史》卷下)。     

太平天国避讳制度述论

(一)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又是盛行的习俗。探讨这种礼俗,是太平天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太平天国实行避讳制度,原本出于农民进行反清王朝斗争的需要。但是这种礼俗,植根于宗法式农民经济的土壤,浸透了封建宗法与三纲五常的毒素,表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很快就成为建立新王朝的一种手段。太平天国明文规定避讳字样,始见于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永安封王诏》。“天父”才是真神,才是上,才是帝,才是爷,“天父天兄”才是圣。其余不得僭称;呼称天王洪秀全“为主则止”,不宣称上称圣,免致“冒犯天父天兄”;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也不得称为王爷,乃分别封为东、     

试论太平天国与孔孟儒学的关系

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教作为组织民众的精神纽带,为了尊崇拜上帝教义,在运动初期,它曾在表面上对儒学有所抑制,给人们留下了太平天国反对孔孟儒学的印象。实际上,太平天国运动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和儒学有着不解之缘。金田起义前,洪秀全用儒家学说来论证拜上帝的合理性;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一面焚毁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经籍,另一方面却着手实际运用儒家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建都天京后,孔孟儒学取得了合法地位,它的地他还随着拜上帝教作用的降低而不断上升。下面试按这几个阶段进行一些粗浅的剖析。     

《太平天国史大词典》编纂工作加紧进行

《太平天国史大词典》的编写工作,经过多年的酝酿筹备,正在加紧进行。1987年11月上旬,《太平天国史大词典》编委会在重庆会议上组成。1988年6月上旬,编委会在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师院召开第二次会议,到会的有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太平天国史学专家40余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磋商:①初步确定了5大类长、中、短词目近3000条,其中:词语类约840条,占28%;人物类约840条,占28%;史料、文物类约540条,占18%;政治、经济、军事类约540条,占18%;地理类约240条,占8%。②讨论各类长、     

关于太平天国的“天王”“主”“万岁”问题——与郭毅生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但首义有东、西、南、北、翼等五王,后且累封至二千余王;洪秀全称“真主”,而太平天国除“真主”外,尚有所谓“上主”、“救世主”、“幼主”、“赎病主”;洪秀全称“万岁”,而太平天国初期“万岁”有四位,后因杨秀清逼封,有五位,后期则有八位。这种特殊的现象,其实质如何?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郭毅生同志的《如何评价杨秀清》一文,对此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惜郭文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嗣后不少同志都表示异议,但那些文章的重点皆放在对“天京事变”的探讨上,对上述所谓“六王”、“五主”、“多万岁”问题,则语焉不详,使人不甚了然。笔者有鉴及此,愿将考察所得,贡献于诸治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和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