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唐代诗歌创作苦吟现象再评价

"苦吟"这一唐代诗歌创作现象的研究现状大致有三点缺憾:定位的简单化、观照的浅表化和评价的偏颇。"苦吟"具有美学意味,是一种美学倾向。苦吟诗人以诗歌为载体,将审美目光聚焦于自身的精神本体,强烈的生命意识、自觉的艺术追求,都表现了一种直抵生命本身的终极关怀精神,这样的创作精神远远超越了传统诗人。苦吟诗人的创作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在诗歌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建构与解构: 论汉晋士族文化心理之转向

士族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金字塔中层,上达天听,下播黎民;上体现国家意志,下反映社会人心,在国家政治功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晋以来,士族文化心理一直成为支撑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汉晋士族文化心理的建构始于汉武帝。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成了儒学的经学化,有效建构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化崇拜。在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双向推动下,经学化儒学所衍生的偶像崇拜,经学取士制度所衍生的权力崇拜,又使得汉晋文化心理表现得异常丰富。然而,随着以王羲之为首的东晋士族登上文化舞台之后,逐渐解构了汉晋以来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及文化崇拜,从而使汉晋士族文化心理发生了历史的转向。     

汉武帝与文治

汉武帝刘彻在位六十多年，一生之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对外打击匈奴，一是热衷于改制。打击匈奴虽解除了边患，开拓了疆土，但由于穷兵默武，国库耗尽，在客观上使西汉王朝由盛到衰。改制的实质是思想领域中完成大一统事业．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向世人宣告君主的权威性，向臣民灌输皇极意识，其具体做法是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这两件事伴随着汉武帝的一生，其评价褒贬不一。关于打击匈奴，汉武帝晚年曾下“轮台罪已诏”，为耗尽国力而自责。至于改制，汉武帝的行为告诉我们，他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改制的过程就是…     

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

乾德五年五星聚奎是宋初发生的一次真实天文现象。对此天象的星占解读却在宋代的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它始终处于被构建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作为解释各时期某些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天命理由,宋代王朝受命、文运昌盛、理学兴起皆与之相附会。这一天象从最初纯粹的政治性符瑞转变为后来的文化性符瑞,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些特点。     

关于唐代对杜甫评价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唐代人对杜甫的评价问题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近些年的相关论争有以偏概全、静止地看问题两个偏颇.为了说清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相关材料作仔细的时间和空间的排比和考量.时间上分杜甫在世时、中唐、晚唐三个阶段来说明,空间上则要注意具体材料是什么场合下的文字.三个阶段中,杜甫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

本文从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当时中国历史的当务之急、当时东渐西学之性质这三个方面,分析了明末清初之际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知识和体系,但其传入的仍是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其世界观实质上仍属于古代与中世纪的传统范畴,这既背离当时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趋向,也与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个人觉醒与解放已成当务之急的中国时势之要求不相符合,对中国由中世纪转入近代无益。作者认为,真正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起推进作用的,是深受１９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影响的中国自己的学者（诸如李善兰、华蘅芳,及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作出的努力。     

“格物致知”之再评价

(一)知是心之能,智则原于物,“格物致知”是从物到心的认识方法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求知的方法论,在《大学》中把它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的是宋代思想家。这是与宋代思想家重“理”相联系的。由于宋人重“理”,而认为“理”必须穷,故“格物”被作为“穷理”的一个必要手段而强调。 然而,由于“格物”与“穷理”联系起来,而“理”又被作这样那样的解释,因此“格物致知”     

南宋“中兴”问题再分析

南宋建立后,“中兴”问题便是朝廷及士人争论不已的焦点问题.南宋“中兴”始于何时,迄今未能统一,有持“高宗中兴”论者,有认为“孝宗中兴”论者,亦有称“高孝光宁四朝中兴”论者.通过分析高宗和孝宗两朝的社会状况可知,高宗一朝长期面临“外患内忧”的尴尬处境,孝宗即位后“内修外攘”之策造就了“乾淳盛世”,南宋方渐现“中兴”局面.     

中兴之歌——访中兴大连商业大厦总经理张麟祥

提起大连中兴商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商厦总经理张麟祥以超人的胆识所作出的一系列举措,曾让商界惊叹不已。有人说,商界潮起潮落,而中兴商厦照样奋击腾飞,敢在浪尖上弄潮,并在大潮中站住了脚根！ 有这样一组极富说服力的数字:     

唐代宣徽使再认识

宣徽院是中国古代一种专门性的宫廷服务机构,长官称为宣徽使。宣徽使最早设置于唐代,是一种使职,大致为后代各朝沿用。唐代宣徽使的权力职能前后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中唐时宣徽使初设,仅仅是内诸司使之一种,与其他内诸使分担宫廷内外事务,只任用宦官;唐代后期随着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宣徽使逐渐权力壮大;晚唐时宣徽使进入权力中枢行列,与两中尉、两枢密使成为北衙诸司使之首,而宣徽使是诸司使庞大系统的总管家,权力达到顶峰。唐亡前夕不再任用宦官,地位重要,但权力不及晚唐,逐渐步入衰落的轨迹。现在可以考知姓名的唐代宣徽使、副使共有21人。     

唐代古文运动再审视

唐代古文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是巨大的。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对其作出充分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较深入的研究。现在通行的几部文学史都对唐代的古文运动持肯定态度，并给予较高评价。这种评价是否正确？有无商量的余地？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初步探讨。古文是与骈文相对立的概念。韩愈提倡古文，正是针对当时“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骄文的。韩愈提倡古文的重要目的是借复古，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感到骄文很难…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之“女教”与“母教”——从一个侧面看中古士族文化之传承

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女性普遍接受良好的儒家礼法与经史学术教育,这为她们主持家族内部日常事务、实施"家教"提供了必具的条件。特别对那些遭遇变故的家族而言,士族女性训抚弱嗣,承担起维系家族传承的重责。其教子首重儒家礼法,敦励子孙品德,以维护家族和睦,获取社会声誉;其次注意培养子孙之才学,或亲自教授经史学术,或鼓励子孙寻师求学,以塑造其子弟入仕进取的士人品格与修养;再次注重对其子弟为政能力与忠义清廉观念的训导,以确保其成就功业。经此"母教",一些士族后继有人,其子弟为人、为学与功业皆有所成,不仅有助于其家族门第之延续,而且对华夏文化之传承也有深刻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