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馮文炳教授论“阿Q正传”一文的意見

馮文炳教授在东北人大学报1957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研究“阿Q正傳”的文章。这篇論文的基本論点我認为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馮先生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就做了曲解。冯先生論文第一节就企图指明鲁迅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传”的。他說“鲁迅写‘阿Q正傳’,     

就《阿Q正傳》的几个主要問題和馮文炳教授商榷

馮文炳敎授发表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的論文“阿Q正傳”,对鲁迅写作《阿Q正傳》的思想情况、阿Q的典型性等問題的論述,很值得商確。这里想就这几个問題提出个人的看法,就商于馮文炳敎授。     

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

《文物》1961年11期刊登了馮汉驥先生写的《关于“楚公(?)戈”的真伪并略論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一文。該文除对于于省吾、姚孝遂两先生写的《“楚公(?)戈”辨伪》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外,討論了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主要探討了“蜀戈”的型式,并进而确定了它們的年代。     

我校中文系举行科学报告会

今年5月6日至5月10日,我校中文系举行了科学报告会,参加会議的除該系教师和同学外,还邀請了本市有关兄弟單位的同志参加。这次报告会共报告和討論了十二篇論文。其中,文学方面的有:馮文炳教授的“杜甫論”;張松如同志的“繼承与发揚古典詩歌中的現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傳統”;刘禹昌副教授的“試論王充《論衡》有关文学     

評馮友兰“普遍性形式”理論的一个新說法

馮友兰先生最近在《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上,对自己的“普遍性形式”理論作了一个重要补充,說无产阶級也把自己的思想說咸是全人类的思想,即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過性形式。这种說法,在馮先生体系里,虽說邏輯一貫;但在我們看来,卻很奇特。因此愿意提出来討論一下。(一)     

黑格尔的“无”与马克思的“无”——兼与黄楠森、朱德生二先生商榷

<正> 黄楠森先生《当前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对当前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读后给人以启发。朱德生先生《谈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为我关系”的理解,很有独到之处。然而,这两篇文章在理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时出现了意见分歧。这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质疑

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对于我們哲学史工作者来說,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因此,当我們讀到馮友兰先生发表在《新建設》上的《論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一文时,就引起强烈的兴趣,促发了我們的思考。但我們对于这篇文章的基本論点,是不同意的。     

科学和科学方法

談到历史科学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我想需要从什么是科学說起。毛泽东同志在《整頓党的作风》中談到什么是知識时說:“自从有阶級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識只有两門,一門叫做生产斗争知識,一門叫做阶級斗争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門知     

《哲学研究》载文评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说

《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发表了方克立的《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論问题》一文,評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說。文章說:“馮友兰先生在分析孔子‘仁’的思想时,实际上貫彻了一种超历史超阶級的抽象方法”,例如任分析孔子所說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命題时,馮先生認为,“应当区分它們的‘字面意义’和‘具体內容’?幼置嬉庖蹇?这些命題是超历史超阶級的,孔子所說的‘人’和‘欲’都是沒有阶級性的;从具体內容看,这些命題是有阶級性的,孔子所要爱的还是剝削阶級的人。”     

我对建立辯証唯物主义美学的願望和实踐

读了校科学委員会交給我看的金恩暉先生的《論美学及其科学的研究途徑》一文,我感得我有写这一篇文章的必要。金恩暉先生对我提的意見,应該答复的我当然要答复,但更重要的是,我学习偉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体会,今天在中国完全有条件建立辯証唯物主义美学,因此我决心作了初步的实踐,金恩暉先生的意見有的就是有关对毛主席     

也谈新技术革命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冲击

<正> 《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四期陶同同志《新技术革命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冲击》一文(以下简称陶文),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美学和艺术理论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正酝酿和进发着一次巨大的变革。”然而,简单地认为“尽快地利用新技术,全面地把握艺术新信息、美学新见解”。美学和艺术理论就能产生革命性变革,而把以前美学界不同意见的争论视为“停滞和苦闷状态”的表现,是“生搬硬套现成的概念,顾此失彼的议论”,则是过于匆忙和欠妥的结论。     

《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质疑及其它

周谷城先生的《艺术創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发表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討論。研讀了这篇文章,又参閱了周先生另外两篇有关美学問题的論文《美学和史学》和《礼乐新解》,觉得周先生在美学理論的一些重大問題上沒有坚持馬克思主义观点,沒有和某些資产阶級的哲学和美学观点划清界綫,因而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在此不揣冒昧,就其中几个主要問題,提出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否正确,尚有待于同志们指正。     

目前杜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評“杜甫詩論”和“杜甫寫典型”

(一) 杜甫的詩是我們文学遺產的宝庫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目前研究它的人很多,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馮至先生的“杜甫傳”一書就曾以比較謹嚴的态度介紹了杜甫及其作品。但是必須指出:目前对杜詩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問題。表現得突出的是:在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一書(以下簡称詩論、上海文藝联合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和馮文炳先生的“杜甫寫典型”(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以下簡称学报——1956年第一期)一文中,貫穿着唯心主义观点、庸俗社会学傾向和虚无主义观点。本文試就这些問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見。     

美学与本体论问题再探讨——兼评实践论美学的本体论哲学基础

署名白耶的通信,是为表明我和尤西林先生《摹状词与审美判断》一文(《学术月刊》95年9期)的不同学术立场。实质的分歧更为深层,关系到尤先生既在坚持又欲深化的实践论美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即本体论问题,这点尤先生也意识到了。但原来简短的通信不可能谈透彻,兼之尤先生答函又做了补充(通信与答函均见《学术月刊》96年4期),看来很有必要再作商讨,也便于继续向尤先生请益。 由于同样认为,论辩必须在学理层面进行,而不该只凭感想或意气,故而我所论述并不限于表面的见解。又因尤先生坦陈与实践论美学的奠基者之一李泽厚先生在思想上的关联,兼     

生产美学再探索

我的《略论生产美学》(发表于《理论月刊》1985年第2期)一文,从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方面论述了现代美学在人们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拙文主要是从宏观把握的角度进行构想,因此众多具体细致的问题则未进行条分缕析的阐释,故而在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谈谈我对“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兼与王荫庭、何祚榕先生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刊载了王荫庭先生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一文,同年第6期又刊载了何祚榕先生与王荫庭先生的商榷文章。拜读两位学界前辈的文章,颇受启发与教益,但同时又觉得两位先生的观点似有进一步探讨与磋商的地方。笔者初涉学界,特别是作为曾受教于王先生的学生,不避浅陋之嫌,谈谈对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以就教于王、何两位先生及学界同仁,并冀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更进一步深入。     

对刘节先生“天人合一”说的异议

读了《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刘节先生的論文“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我有几点感想,提出来向刘先生请教。我觉得刘先生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是进行了一番有独创性的研究的,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和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教益和启发。但总的说来,我是不同意刘先生論文的基本观点的。     

对《谈艺术形式》一文的意见

1963年第一期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上,發表了馮文炳老師的《談藝術形式》的文章,裏面談到了許多耐人思考的问题,读了很受启发,增长不少见识。不地仔细思考一下,却也觉得文章中的一些提法,一些见解,很有片面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武断的,譬     

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发表了吴牟人同志的《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是同一门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简称《数》文)。《数》文从五个方面对刊登在同一刊物1982年第4期上的《有必要用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吗?》一文提出批评。本文拟从《数》文的一些立论根据是否属实、正统数理逻辑的性质、逻辑和数学以至传统形式逻辑和正统数理逻辑的关系等方面,阐明传统形式逻辑和正统数理逻辑是两门性质殊异的不同学科。     

历史真实的共时化变形─—“狂人”典型的修辞论阐释

历史真实的共时化变形─—“狂人”典型的修辞论阐释王一川笔者曾在《走向修辞论美学》一文（《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中．提出９０年代美学的“修辞论转向”问题，并就“修辞论美学”思路作了初步勾勒。这里正是想在对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典型的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