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县客家方言词汇散论

梅县,地处广东东北部,现是客家人居住的腹地。这里的先民有的远自五代以前就迁来了,但为数极少,他们真正大规模地涌入粵东地区还是唐末宋初的客家人第三次南迁。客家先民初到梅县时,当地并非是一块荒无人烟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而是早有土著人——畲族人在那里生息,但为什么梅县后来会成为一个纯客县呢7答案在温仲和的《嘉应州志》上可以找到:“南宋……郡,土旷民惰,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汀赣侨寓者”就是初到梅县的客家先民,由于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很快便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并迅速发展壮大。到了元末,客家移民的住地,政府已无法将主客分别立册了,所谓“其后屡经丧乱,主愈弱客愈强,至明初大只无虑皆客”。     

岭南人文图说之一二九——程旼

程旼(419-518年),岭南古代八贤之一,与唐代韩愈和张九龄、北宋刘元城和狄青、南宋文天祥和蔡蒙吉及明末清初陈子壮齐名.今广东客家人推为客家首位先贤,乾隆《程乡县志》《嘉应州志》和光绪《嘉应州志》《平远县志》有简略记载,各本略有出入.咸丰《嘉应州志增补考略》记载稍详:“程旼,义化人,悃幅无华,性嗜书,不慕荣达.结庐江滨,环堵萧然,晏如人也.人服其行,有不平者,辄质成于旼.旼为之辨是非曲直,咸心服而退,当时化之.心有愧作者,望其庐辄思改.     

客家移民和客家方言在赣东北的流播

赣东北客家由明清以来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迁来的移民定居而形成,分“汀州人”、“广东人”和“赣州人”3支,分布在7个县市区的300余个自然村。赣东北目前通行的客家方言有“汀州话”和“广东话”2支。赣东北客家方言正处于衰颓演变过程并将最终消失,赣东北客家及其文化将融入赣东北主流的本地文化之中。对赣东北客家方言的调查研究具有紧迫性和多方面的意义。     

客家与族群文化

客家是汉族在南方的一个支系,是由唐代安史之乱后南迁汉人与赣闽粤之交的闽越土著和先期迁入该地的武陵蛮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判定客家的要素是方言、民俗、经济特点和人文性格,从这些方面来观察,南宋时代在汀州确已形成一种特殊的方言和民俗,因而可以判断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客家民系形成时期的中心舞台在闽西的汀州。客家文化中可以找到很多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如捡骨葬、买水浴尸、女劳男逸、客家山歌等,就是比较明显可溯源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渊源的文化事象。     

唐庭州西海县之置建与相关问题

唐庭州置有西海县。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谓该县为“下,宝应元年置”。其他文献诸如《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省称《元和志》)、《旧唐书·地理志》 (以下略称《旧志》)等并未志及。因此对其建置由来及地望,以往学界难以作深入研讨。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氏于《论唐朝庭州之领县》一文中,论及此西海县时,审慎地比拟于清海军,即旧名“镇城镇”之地,并疑西海县也许     

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分布说

清代广东移民四川的迁出地范围分布在粤北和粤东北的山区丘陵地带.以嘉应、南雄、韶州、惠州和潮州等府州所属的客家住县为主.粤民入川后的迁入地主要分布于成都、重庆、宁远、保宁、邛州、资州、叙永、太平等23个直隶府州厅以及其下辖的102个州县厅中,分别占当时四川直隶府州厅和县级单位行政区总数的88%和80%以上.这表明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远远超出罗香林先生所言的13个县.     

论东南方言发展史中南迁与族群的关系

传统的历史主义语言观认为,南方地区吴、闽、客、赣、粤等方言是不同地域的北方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南迁所用的汉语发展而来。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通过对现存方言事实与《广韵》音系的比较来构拟古今语言结构对应关系;而族群互动的文化史观则认为,南方汉语方言并非汉语,强调南方土著民族语言在这些方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东南诸方言在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北方汉人带来的“纯正”的中原汉语,南方各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而在族群的融合中,每种方言都在混化、交融的过程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古今临洮不一样

裴慎之在《马衔山和崆峒山》一文(见甘肃日报》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五日第四版)中写道:“吴镇所谓‘崆峒有五’:一在河南临汝县(《庄子、注》)。一在江西赣县(《江西省志》)。一在甘肃高台县(《隋书、地理志》)。一在岷州溢乐县(《唐书,地理志》)。一在岷州高平县(《雍州志》)。一在临洮(《隋书、地理志)。上述岷州崆峒即临洮崆峒。隋朝设临洮郡,唐代改为岷州,溢乐为临洮旧名(《地名大辞典》)     

宋室南迁和杭州话的形成

宋室南迁导致南北两种方言发生接触。北方官话依仗其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和小范围(杭州十城门)内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给土著方言以影响和冲击。土著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对先进,又构成了一种顽强的语言自我保护能力。两种语言接触的结果是:北方官话给土著方言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并且一直遗存到现在;土著方言在最重要的方面仍然保持着吴语原有的特征,从而形成了今天带官话色彩的吴语杭州话。     

《海上花列传》中句末“个”考察

《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海》")刊行于19世纪90年代,人物对话全用苏州方言,创方言小说之先河。"个"在北部吴语(以上海话、苏州话为代表)中有个体量词、结构助词和句末语气词三种用法,一般认为其句法分布和语义与普通话的"的"相当。     

关于畲族祖籍和民族形成问题

畲族祖籍,学术界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有的根据《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认为畲族最早的居住地在湖南武陵地区;(二)有的根据畲民传说,认为他们的祖籍在广东潮州凤凰山;(三)还有的认为福建汀州地区的土著是今之畲族。 笔者认为,畲族祖籍可以追溯到古代中     

客家方言的分布和主要特点

客家方言又称“客家话”、或“客话”,个别地方也称“(亻厓)话”、“麻介话”、“新民话”、“土广东话”。它是汉语七大方言中内部比较一致的一个方言。通行地域:客家方言主要通行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台湾境内和四川湖南部分地     

禹杀父,启屠母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续博物志》:“[祝其]县东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俗谓此为惩父山。《元和志》同。”杨宽先生云:“俗谓羽山为惩父山,当必先有禹惩鲧之传说。”(《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七·下)案:鲧殛死。[清]刘梦鹏《屈子章句》曾疑《天问》“勤子屠母”暗指禹之“屠父”,虽非是,亦石破天惊之语矣。观《淮南子·修务训》及高注禹“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岂夏人传统巫术有以酋长或其替身祭神禳灾之习惯欤?禹之“惩父”或“殛父”,或因其治水不成,乃以其“替身”为牺(或以象征性之献祭仪式)以平息神怒、禳息洪祸,或如后代之“奠基祭”(Feundation     

宋诗人刘潜卒年考

刘潜之卒年,崔海正《北宋"东州逸党"考论》(《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谓其卒在庆历元年(1041)之前.据本传,刘潜"以进士起家,为淄州军事推官.尝知蓬莱县,代还,过郓州,方与曼卿饮,闻母暴疾,亟归.母死,潜一恸遂绝".则刘潜卒在石延年之前.石延年之卒,在康定二年十一月(欧阳修《石曼卿墓志》),康定二年二月改元庆历,谓刘潜卒于庆历元年前,是.然《考论》之说,过于笼统,刘之卒年,实可坐实.按,刘潜与张方平有交往.《乐全集》卷二有《哭刘潜》诗一首,诗末有小注云:"君没二年,西陲聚师,朝廷校用才士,而碌碌竞进矣!"若考得"西陲聚师"所指何事,潜之卒年即可得.     

《夷坚志》中的独脚鬼

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上有一篇《汀州记》。它是个划分精怪的话本。《汀州记》与《夷坚乙志》之七《汀州山魈》和《会昌解颐录》中《元自虚》等篇彼此照应,它们都是以独脚山魈为主题的作品。在汀州,唐代把独脚鬼叫作肖老,宋代称作七姑子。有关独脚山魈的文章多见诸六朝志怪。它是《庄子》等书中“夔”的来历。这个民间供奉对象山魈被称作独脚鬼或独脚神。《神仙传》中的“栾巴”就是它的雏型。在唐代,《传奇》的“崔煒”弄清了它是杀人祭鬼的祸首。在宋代,七姑子已不再是独脚形象。由于地区不同,有的仍称独脚鬼,独脚五通神指的就是它。据《夷坚志》记载,独脚五通有能从别人家     

“惠洪”称谓辨

对于宋代著名诗僧,《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的作者,现在人们习称惠洪。实则这惠洪恰恰是其假名,以惠洪称之,明显不妥。据《石门文字禅》卷二四《寂音自序》,其“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九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祖《僧宝正续传》卷二“明白洪禅师”亦谓其是“筠州新昌喻氏子”,“(年)十九试经东都,假天王寺旧籍惠洪名为大僧”。可见他是冒惠洪之名才得以剃度为僧,惠洪是其假名无疑,后来此事被告发,他也因此而入制狱。他在《观音菩萨画像赞并序》中自谓“大观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按:原文如此)累然卧…     

广东汉语方言研究40年

方言研究在广东具有悠久的传统。清代就有《广州话本字》(詹宪慈撰)、《客话本字》(杨恭垣撰),《广州音说》(陈澧撰)以及流传于民间的《潮汕十五音》等颇有影响的方言著述;20年代以后,关于现代广东方言的论著陆续面世,早期的如王力的《两粤音说》(1928)、孔仲南的《广东俗语考》(1931),较后的如黄锡凌的《粤音韵汇》(1941)、赵元任的《粤语入门》(1947,英语本)和《中山方言》(1948)、岑麒祥的《广州音系概述》(1946)等等,这些著述大都一反过去只着力于考证“本字”的研究旨趣,转而采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调查方法来描写方言,把广东的方     

南昌话词汇的历史层次

本文以赣方言的历史层次分析为基点,将南昌话词汇的历史层次分为四个层次原生层(上古汉语词汇层)、外来层(古百越语词汇层)、衍生层(两汉汉语词汇层)、硬化层(中古汉语词汇层).     

“大封”小议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征引博洽,校释精核,读后获益甚多。但间亦有可商之处。此举一例:旧版《华阳国志·南中志附交州》内云:“初,晋武帝以[杨]稷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传降故不录。”《校注》校点为:“初,晋武帝以[杨]稷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传降,故不录。”(见第465页)校点上之差异反映理解上之不同。余以为《校注》将旧版《华阳国志》中之“大封半道”四字,用分号中断,实为未当。究其原因,则在对“大封”二字之理解上。愚谓此处之“大封”,非“大封功臣”之概述,实乃“大封诏书”之简称,故非动词,而是名词。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云:张扬受李傕、郭汜购募,共图布。杨“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     

筠州的得名及其读音

我国的地名,有许多是根据当地的特产名称而命名的。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江西道都督鲍安仁奏改米州为筠州,是因为当地产一种筠篁(又名瑞竹)而得名。米州更名为筠州,其行政区划级别相同,所隶属地区、治所不变。辖境相当今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万载、清江五县地,治所在今高安。 关于筠州的得名由来,《瑞州府志》、《高安县志》均有记载。 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编修的《瑞州府志》“地理志”中载:“筠州,唐郡名,武德七年因产瑞竹,改筠州,号筠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