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思想在《红楼梦》里的反映

<正>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主要的传统思想,其经典就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后来由南宋理学家朱熹加以注释,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皇庆二年,《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课目,考题必须出自《四书》,发挥题意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为根据;这一直沿袭到明清两代而不衰。因此,《四书》便成了我国传统的启蒙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四书集注》(全名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对“四书”的注解,又是朱熹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即又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著述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有人提出过的“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如同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究竟是“郭     

论朱熹对科举态度的三次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克己复礼为仁”之本义澄清——兼论朱熹的“误读”及其意义

“克己复礼”被后世公认为是孔子对“仁”的内在涵义的一个界定。但是,究竟该如何解释“克己复礼”,却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把“克己”、“复礼”作为一个并列的联合词组来理解。朱熹的解释颠覆了传统的经典解释,是对儒家经典的“误读”,从根本上说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服务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熹的这种解释,既不符合原著上下文的逻辑．也偏离了孔子论“仁”的本义。通过梳理和研究各家典籍对此句的解释,方可还原和澄清“克己复礼,,的本义。     

韩愈前后儒家圣人统序与经书统序的嬗变及原因

韩愈之前儒家的圣人统序是尊周公孔丘颜回和为五经做传笺注者,经书统序是尊五经及传笺注。宋元以后儒家的圣人统序嬗变为尊孔丘孟轲及二程、朱熹,而经书统序嬗变为尊四书和《孟子》等。这一嬗变的核心是,抬高了四书尤其《孟子》的地位,也抬高了孟轲的地位。推动这一嬗变的,是二程、朱熹。二程最早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析出,并做了改定,且绝对地推崇孟轲和《孟子》。朱熹继其踵,为四书做了较为繁琐的集注,也绝对地赞美了孟轲和《孟子》。但引导这个嬗变的最早发轫者,却是韩愈。韩愈在《原道》中,已将孟轲接续在了孔丘之后,并添加了曾参、子思,还将《中庸》《大学》与《孟子》做了一个接榫。     

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的错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以一己之见错解《大学》的＂格物致知＂为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误导读书人纷纷向外追逐名利,不知道从心地上革除私欲。而革除私欲是修身的根本,不能修身就不能治家齐国平天下。朱熹不能契入四书超凡入圣的境界,他所注解的四书误导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孟经典的阅读理解,使人们不能借圣贤的经典开启自己的良知。     

朱熹对《周易》理性精神的阐发与创化

综观朱熹一生的治学历程,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心性学体系和《周易》创设的性命学体系,是其注意的两大重点。前者体现了儒家对现实社会人事和人格培养的重视,后者则旨在提供哲学本体论依据和天、地、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两方面的因素渗透、引伸,构成了朱熹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不过,朱熹对“四书”和《周易》的为学次序还是有明确的区分。按照他关于“四书,五经之阶梯”的理解思路,通过“四书”的学问工夫,由研《易》、传《易》,阐发“前贤所未到处”,才是其治学的更高目标,表明他着意追求一种本体层面上的哲学建构和思辩性的心灵境界的营造。正如王夫之所说:“诚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于《易》而显。”(《周易内传》卷五)这颇为符合朱熹治学的思想指导。由此可见,要真正把握朱熹思想的中心意义和精神特质,恐怕更应该注意他的易学研究。     

论朱熹心理领悟学习研究方法及其特色

本文探讨了朱熹心理领悟学习研究方法的内涵与特点,指出"唤醒——体验"为心理领悟方法之核心,而"虚心"、"熟读"、"玩味"则是与之相适应的操作体系。朱熹这一方法体系是对孟子"以意逆志"之传统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足证心理领悟方法之切实可行。在提及研究方法就唯西方马首是瞻且学风浮躁的现实状况下,总结、研究、提倡朱熹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学习研究方法,无疑具有启迪思路和指导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     

《四书》与帝国社会政治秩序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首先强调个人修身,逐步推己及人、推己及家,在家庭内部实现以孝悌支配的理想秩序,进而将家庭秩序上升到国家秩序,主张以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四书》描绘的"修齐治平"秩序构建路径,为秦汉之后的帝国所不断效法。帝国现实的秩序在阶级结构上主要分为士绅、农民、商人,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依归等遵循的都是《四书》中所展现的儒家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在帝国兴替之际,《四书》所主张的秩序理想又为帝国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朱子学传播的民间化路向——以宋元理学通俗化文献为例

理学通俗化文献在朱熹等理学家的积极推动下,经历了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宋元时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以三种重点文献为论述中心：一是从奠定理学通俗化理念的《小学》入手,它主要弥补了朱子四书学的理论漏洞从而完善整个理学体系;二是从儒家经典与诗歌互动的《训蒙绝句》展开,它赋予儒家典籍丰富的情感与审美要素以拓展儒家经典阅读的普及面;三是以仿蒙求体的《性理字训》为中心,它使抽象艰涩的性理概念通俗易懂并发挥出理学工具书的功用。在此基础上,考察诸类文献与理学理论发展的关系、相关衍生文献的类型、民间实际流传情况以及在东亚国家（朝鲜与日本）的历史影响,从而爬梳出一条长期为人忽略的朱子学民间传播的历史发展脉络。     

《四书》本《大学》与《礼记·大学》:两种文本的比较

朱熹释"大学"为"大人之学",郑玄释"大学"为"太学",前者指学问,后者指学宫。对早期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而言,翻译此书时是追随朱熹的观点,因此从马士曼、马礼逊到理雅各,俱以"Great Learning"而非"Tai School(太/泰学)"来翻译《大学》篇名。朱熹关注的是《大学》的作者问题,"经、传之分"也是从此思考而出现的章句做法;郑玄与孔颖达关注的是"从戴德到戴圣"的编者问题,从《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三礼目录》到《隋书·经籍志》可以作为一种书目线索。近现代学人讨论《四书》本《大学》或《礼记·大学》的作者与成书/成篇年代,包括使用郭店儒简文献时,都已受到朱熹的影响而不自知。朱熹提出的三纲领,在孔颖达那里只称为"三     

论儒家人际关系学说的实质

论儒家人际关系学说的实质鄯爱红朱熹《大学章句序》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一句话就概括出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说明它是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理论。本文试对儒家人际关系学说的基础、本质特征和首要原则作一些简要的评析，以资今日借鉴之参考。一血缘...     

朱熹道统谱系论

朱熹的道统谱系上至“上古伏羲神农圣神”,下隐自身,中补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道统思想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以集注《四书》方式加以诠释、梳理;糅合先儒典籍《尚书·大禹谟》人心道心思想,首创“十六字心传”,确立了新儒家的道统思想体系。     

董鼎《孝经大义》对朱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

宋末元初,涌现出一批以羽翼与阐释朱子著作为己任的理学家,董鼎即是其中之一。董鼎以朱熹《孝经刊误》为经,取代《孝经》今文、古文本,模仿朱子解《四书》的体例撰著《孝经大义》。他以理言孝,以孝统摄仁与礼,并以“全人”为孝的最终价值目标,丰富了《孝经》义理,完成了朱子学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孝经大义》促进了朱子著作的经典化,是我们观察朱子著作经典化的重要实例,在《孝经》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博综深究著意精微--评《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宋代是“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两宋时期由于疑经惑传思潮的兴起,儒家五经的权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是第一次挑战汉唐经学的义理之学,正可反映人们对此前汉唐经学的厌弃。不过,在南宋立国之前,五经余威犹存,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仍是学术之核心,修身治国之圭臬。但是,由于义理之学的持续高涨,到南宋乾道、淳熙之时,以朱熹《四书集注》的完成为标志,重定“四书”为义理之渊海,其目的尽管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达到,但“退五经而尊四书”的过程却告完成。从此,四书一跃而超过五经,成为传统中国学术思…     

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朱熹《大学章句》的特点是:以明德—气禀—复其明德为基本结构,以明德为心的本然之体,从而赋予《大学》一种心性论的诠释。这种高度心性化的经典诠释为道学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理解的依据。而在朱子的《大学》解释的功夫论中,一方面,格物和诚意居于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为学次序的关注成为朱子基本的问题意识。简言之,人的为学,必须遵照《大学》以格物为起点的顺序,一切功夫以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修养为中心。     

听讼与无讼

听讼与无讼林鹏《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怎么正本清源，没说。又曰：“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怎样使无讼，没提。《大学》：“子曰：听...     

宋代儒家经典与民间教化——从《四书》学到家训家规的生成

《四书》学是两宋时期建构起来的经典学术,也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官学教材与科举内容,是宋代以来精英思想的体现。同时,儒家士大夫努力将精英的《四书》学整合为全社会的思想,所以《四书》学又从精英阶层走向民间社会,士绅、俚儒将《四书》学大量引入到家训家规之中,使之成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思想基础。大量家谱所记载的家训、家范、家规,体现了士大夫、乡绅对理学化的《四书》思想的应用,其中包含了崇正学、穷性命、明道德、端心术等一系列向善性引导规范,以及倡导道德教育、自我修身的齐家治国理念,它们其实均源于宋儒的《四书》学。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