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初期对明朝表笺问题探析

表笺作为处理朝鲜与明朝政治外交关系的重要工具,承载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朝鲜太祖年间与明朝发生的三次表笺问题,实质为朝鲜和明朝的外交纷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明朝的文字狱、明朝对朝鲜的不信任、朝鲜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差异等。表笺问题也是朝鲜与明朝两个新兴政权在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适应过程中的体现。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明代朝鲜使臣赴明的贸易活动

明朝与李氏朝鲜建立封贡关系体系后,两国之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这种贸易,学术界通常称为"贡赐贸易"。事实上,"贡赐贸易"仅为一种贸易形式,远不能涵盖两国间的全部贸易内容。明代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应为两国使臣的贸易活动,尤其是朝鲜使臣赴明所从事的公私贸易活动。这种贸易给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起因探析——以“贡女”问题为中心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方式是高丽对元代贡女制度的延续。明初朱元璋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提出和亲外交方案;明永乐时期,永乐帝改变洪武帝朱元璋＂做亲不成＂的不利外交策略为有利的贡女制度,即永乐帝以宗主国皇帝的身份向藩属国朝鲜要求贡女补充后宫。贡女事件的起因和发展都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既是明朝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和亲外交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交流与传播：明代辽东都司朝鲜语译员的设置、来源及作用

有明一代,辽东地区便是往来朝鲜王朝必经之路,出于交流之需,明朝于洪武年间在管理该地区的辽东都司东宁卫与定辽各卫等设“朝鲜通事”,即朝鲜语译员。他们均由生活在辽东的朝鲜人出身的军官担任,此种译员任用方式具有明显的边疆地区特征,是与朝鲜半岛交流的产物。辽东都司朝鲜语译员职责繁杂,主要有接待朝鲜使臣、随使臣出访与传递明朝咨文、参与处理朝鲜难民事务,以及在上述活动中进行口译等,多元特征凸显,在明朝与朝鲜王朝的政治、外交、军事、人文往来方面发挥了媒介作用,维系了明朝与朝鲜王朝的友好关系,促进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东向延展。     

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朝鲜太宗与明朝争夺建州女真所有权述论

朝鲜与明朝境内边疆民族建州女真的关系,是当时中朝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太宗王在位时期,为了拓展疆土,极力与明王朝争夺居于中朝边境地区的女真人的管辖权。这主要体现在:设法阻挠委身于朝鲜境内的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归附明朝;武力打击明朝所设建州卫分支毛怜卫的指挥使把儿逊。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是明朝朝贡制度完善的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朝贡事务,不仅设置完备的机构,在朝贡的组织过程中也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对朝鲜的特例,使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比其他朝贡国更为密切,给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邢玠在明代援朝战争中的贡献

明朝万历年间的援朝抗日战争 ,是中朝两国军民联合反击日本对朝鲜发动的入侵 ,维护朝鲜主权与独立的正义战争。邢作为明朝援军统帅 ,在朝鲜战场上谋略得当 ,指挥正确 ,为取得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发展中朝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牛僧孺散文创作及其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

牛僧孺是中晚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现存政论文、碑志文、寓言、诗歌、传奇等。政论文宣扬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结构缜密,富有思辨色彩;寓言注重事物的细致描摹和寓意的自然生发,庄谐兼有、寓意深刻;碑志文奇偶交错、古雅简练,但是,这些作品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通过分析牛僧孺的散文作品,综述他在党争活动之外的古文观点、散文创作活动,尤其与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密切关系,由此评价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     

外交实录与古文新变——以薛福成出使日记为中心

作为外交实录,薛福成《出使日记》乃有意立言之作。其翔实的西洋新知,应时之需,不仅扩大了晚清国人的文化视野,更有益于士林思想风尚的转换。而其自备一格的无意为文,乃古文之变风变雅,在延伸桐城古文清通之实用性的同时,由文道之变,更昭显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外交利益实现的互动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同时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战略,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外交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外交利益实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对外交利益实现的作用表现在: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政治自主;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利益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维护经济安全.同时,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试论对日“和谈”——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蒋介石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影响了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走向,他的对日外交问题也成为同时期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对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蒋介石对日＂和谈＂问题进行客观地、阶段性地分析和探讨,通过对他在这一时期的对日＂和谈＂活动的主客观囚素的分析,力求使人们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蒋介石的对日外交策略做一客观的评价。     

新中国的舆论与外交互动：从缺席到介入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在外交运作上,公民舆论基本处于缺席状态;改革开放后舆论开始介入外交政策与实践。从世界的经验来看,舆论会破坏精致的外交运作,但也会防止愚蠢的外交冒险——从大历史的宏观眼光来看,国运昌盛系于后者。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治文明的倡导,舆论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外交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为斯文一线之延”的“风雅”之争——论林纾的古文观及其历史际会

晚清文人林纾的古文观别具一格,他提倡“正言”和“体要”的统一,重视“意境”的营构,在价值取向上既强调“政教”效果又不忽略“娱悦”作用。尽管林纾和“五四”新文人在古文的历史价值上产生了一定的观念冲突,但两者的“风雅”之争实际上都体现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情结。     

论推动苏美建交的新因素

1933年11月16日苏美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两国长达16年之久的不正常的关系。促使苏美建交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罗斯福的个人努力和美国国内民众掀起承认苏联的广泛性运动,成为推动苏美建交的新因素。     

论林语堂的小品散文

林语堂的小品散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化语境中产生的，它与鲁迅等人战斗性的小品散不同，也与周作人的闲适冲淡、内蕴冷静的小品散同中有异。具体说来，它表现在特别注重性灵、激情和欢愉，其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河滚滚，有着大气磅礴的气势和灿烂流逸的韵致。     

影响政府外交的政治因素分析

影响一国政府外交的因素，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种因素，国家的性质决定着政府外交的内容、方向；政治制度影响政府外交的性质；政党左右本国的政府外交；国际政治对政府外交产生重大影响；民意对政府外交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诏敕文体改良与中唐古文运动

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国势倾颓之时期待王朝中兴,推动儒学复兴,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在经世致用的需要下大力进行古文的创作。其中有很多人任当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他们利用掌书王命的职权,或以理论相号召,或以实践相支持,对诏敕进行了文体方面的改良和革新,使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政令文体能够更好地为君主统治服务,同时也起到了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构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