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日用之道”与民间儒学的价值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思想浪潮的冲击,传统儒学何去何从始终困扰着我们。李泽厚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据,开出了"西体中用"的药方;蒋庆则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建立起了一套"政治儒学"的哲学架构。本世纪初,以刘述先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第一次立场鲜明地将"民间儒学"从"政治儒学"和"精神儒学"两大价值系统中分离出来。本文即从"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道"这两条线索出发,旨在探寻民间儒学的思想脉络与内在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上的展开方式。     

试论儒学的现存状态和未来命运

本文首先清理了“何为儒学”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其次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考察了儒学的现状,然后批评了新儒教说和政治儒学说,并借此探讨了儒学的未来命运。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人文儒学”批判与后儒学当代突围——兼与李承贵、夏锦乾商榷

在当代,面临各种挑战的儒学境遇窘困。学术界关于儒学的探讨,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整体存在方法论上的认识偏误。其中,李承贵关于人文儒学为儒学的本体形态之说脱离了当代现实的学术诉求,在学理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夏锦乾关于巫文化家族血缘制为儒学统绪的观点,囿于文化解读和批判的视界来理解当下的儒学建设,也存在对儒学后现代生成认识不足的局限。儒学的当代生存,只有依托后现代视界的理论介入、展开后儒学的理论突进,才能寻到生存之路。而后儒学基旨的重构和逻辑空间的拓展,是后儒学当代突围的关键问题。通过后儒学与后现代文化的深层对话,可以形成多元化的当代儒学学科形态。     

"后现代儒学"与"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虽然"后现代儒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与其类似的概念并不少.不过,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后现代儒学"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在现有语言体系下以世界为舞台,将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后现代儒学"的任务就是"建构后现代儒学体系"."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儒学的原本体系,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后现代儒学"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互通之门.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当前关于"国学"的争论中,关于儒学与封建专制关系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本文就这个话题谈一点肤浅看法;儒学与封建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地说.本文之论述将涉及以下内容;(1)儒学是前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之创立,本意不是为当时社会设立一种专制统治的政治方略,而是为当时失范的社会设立伦理规范(五常)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2)孔子儒家所设立的伦理规范是以双向约束为准则的平等性的伦理规范.它本来不具有拥护专制的意向,而儒学后来成为封建官方哲学.是由于汉儒将孔子儒学私自加入了"三纲"说内容;(3)"三纲"说之入儒学,改变了孔子儒学的价值取向(以"人之平等"为价值),使儒学变得易于服务封建专制,从而为封建帝王所利用;(4)儒学成为封建官方哲学后仍对帝王专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再论儒学何以具有宗教作用

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作用,其原因在于儒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上通天道,至为超越",其二是"当下呈现,鞭策有力"。前者决定了儒学不是一般的伦理教条,后者决定了儒学不是一般的空头理论。儒学的这两个特点是通过仁性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学界一般所说的儒家的道德代宗教其实是仁性代宗教。我们说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作用,并不是嫌其不够格,需要进一步将其上升为宗教,恰恰相反,儒学从学理上看要高于一般的宗教。     

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编”项目启动(1900-2000年)

<正>"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编"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项目的设计者为颜炳罡教授。2012年7月18日,"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编"项目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该项目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就项目的实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是继"《十三经注疏》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     

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的本土化与民俗化

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以后,实行殖民化教育.在台湾人民武装反抗下,日本暂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灭绝政策,使儒学在书房、诗社等的形式下勉强继续传承.日本镇压了武装反抗以后.加强对书房的管理,使儒学传承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台湾人民为保存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把儒学融入台湾的历史文化中,在文学、史学、宗教、民俗、宗族等日常生活中保存儒学,使台湾儒学逐步本土化与民俗化,实现儒学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转换.即使在灭绝中国传统文化的皇民化时期,台湾民众也以各种本土民俗方式隐蔽地保存儒学传统,直至台湾光复.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台湾社会儒家思维的体现

本文以观察台湾地区社会的一般生活,对台湾家庭的宗教信仰、崇敬祖先,台湾法律的规范,台湾民间的生命关怀活动、社会服务的道德体现,与人际互动的利他行为,全人教育与生命教育的传承,基于儒家思维与中华文化传统,提出体现观察的叙述,提供研究台湾儒学传播的参考。     

现代儒学与中华文明之“常道”——基于文明论视域的考察

要准确把握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势,须坚持从一种更全面的文明论视域出发,不仅承认多种文明同时共存,而且承认各大文明自成一体,各有相对普遍和独立的"文明之道"以及作为灵魂与核心的"常道"。长期以来人们将提倡"常道"与"思想自由"简单对立起来,这在学理和事实上其实都站不住脚。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做出贡献,它在百余年来的探索过程中已开掘出"技/学"、"政/教"、"理/道"、"礼/俗"四大层面的内容。现代儒学要完成其历史使命,须围绕这些层面展开,真正实现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