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开化思想诠论——以稳健开化派为主的探索

朝鲜开化思想,是旨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革思想,也是以反对腐败无能的封建主义、实现近代化为目的的近代启蒙思想的雏形。在改革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是否要与国内外政治势力相结合的问题上,开化思想又分为激进开化思想和稳健开化思想。稳健开化思想以近代东道西器论为基本思想,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力主对内实现富国强兵,且对外实行均势外交,引进近代的文物制度,使落后的封建朝鲜逐渐发展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近代朝鲜的民族自强。     

试析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对朝鲜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日本和朝鲜两国由于受到欧美的侵略，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以追求国家独立、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启蒙思想逐渐形成。这些思想通过修信使、留学生等传到朝鲜，对朝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略论朝鲜开化派基本思想

对朝鲜开化派的研究迄今为止已有不少论文及专著,但据笔者了解,对开化派思想的整理和研究却似乎还欠深入。本论文旨在对开化派的基本思想进行粗略的整理,并作出评价,以求教于前辈和同事。开化思想和开化派的产生开化思想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决非偶然,是当时朝鲜国内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     

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述评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生于德川末期的下层士族家庭,幼年时期,他的父亲在封建制度下愤愤不平,抑郁而死,从此使他对封建制度产生了反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看清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也认识到日本正面临着强烈的威胁和欺侮,国家的独立难以保障.他深为日本内忧外患的处境而担忧,力求探寻一条使日本通向国家富强、文明开化的道路.他传播和宣传自由民权思想,鼓励日本人民学习科学,兴办企业,争取民族独立和文明开化.福泽谕吉的思想代表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的文明史观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对日本的启蒙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试评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前期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以自己主张的平等、民主、独立、文明开化等启蒙思想,在日本哲学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其闪耀着资产阶级理性之光的文明史观,尤其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谭嗣同的民权思想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具有爱国救亡性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强,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倡导并进行了变法运动。谭嗣同(1865—1898)是这场运动中的左翼激进分子,他政治思想中的民权思想与封建君权思想根本对立,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一谭嗣同的民权思想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吸取我国古代传统的民主思想,而主要是吸取了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王船山、黄梨洲的民主思想。谭嗣同说,“凡为仁学者”,对中国书当通《孟子》、《庄子》、     

朝鲜封建社会末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

十七世纪在朝鲜兴起的实学,到十八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兴盛发展。丁若镛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朝鲜进步的唯物论哲学家,是朝鲜开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卓越的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实学思想在朝鲜哲学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朝鲜独立同盟及朝鲜义勇军历史的几个问题

华北地区朝鲜革命青年建立的朝鲜独立同盟及朝鲜义勇军为中国抗战和朝鲜的独立而英勇奋战,要正确地理解它的历史,必须澄清朝鲜独立同盟的领导人、同盟的性质及任务、同盟的双重任务,同时还要认真区分在中国关内地区活动的两个朝鲜人的反日组织。     

甲申政变--朝鲜近代化过程中的挫折

朝鲜的近代化运动在1884年甲申政变前后面临着新的转折点.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派人士未能正确把握方向,使全国朝野体会近代化的真谛,从思想上奠定近代化的根基,而企图依靠外力夺权终遭失败.甲申政变失败以后,虽有甲午更张出现,但当时的王朝已被日本控制,许多措施不过是日本为吞并朝鲜作准备而已.朝鲜的近代化运动不久就中断并转变了方向,使朝鲜的近代化过程大大延迟.     

论戊戌变法后的维新派民权思想

维新派的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适应了近代中国政治和民族救亡的迫切需要。戊戌变法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消亡,他们依然高举自己的民权旗帜,在总结变法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权思想的内涵。他们不再沉湎于就政体变化的角度来奢谈民主,而是将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国民看作立宪政治的基石;不再借助于圣人的权威来宣扬参与政治改革的自觉性,而是直截了当地倡导自由平等,要求树立"新民"榜样,阐明了国民参政意识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中民权主义的勃兴。     

论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

维新派的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 ,适应了近代中国政治现实和民族救亡的迫切需要。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消亡 ,他们依然高举自己的民权旗帜 ,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权思想的内涵。他们不再沉湎于就政体变化的角度来奢谈民主 ,而是将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国民看作立宪政治的基础 ;不再借助于圣人的权威来宣扬参与政治改革的自觉性 ,而是直截了当地倡导自由平等 ,要求树立“新民”榜样 ,阐明了国民参政意识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 ,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中民权主义的勃兴。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传统民本主义

民本思想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孙中山对民本思想的继承是他站在近代民主主义高度对其进行反思的结果.从民权思想立论的前提、民众和民权的内涵、民众在民权斗争中的地位、保障民权的手段等方面,都体现了孙中山对传统民本论的科学扬弃这一特点.这种扬弃既丰富了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本身,又缩短了民本思想同近代民主思想之间的巨大历史差距.     

立法独立之比较制度分析

民权思想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传播和深入人心,使体现这种思想的立法权在整个国家权力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大陆法系国家水到渠成地形成了立法主导的法律运行模式。西方不成其为问题的立法独立,由于我国历史上民权思想的缺失,却成为中国特有的重大问题,造成了我国从大陆法系国家移植的立法主导的法律运行模式难以有效运转。     

清末维新派民权思想的本土化特色及其形成原因

清末维新派所倡导的民权思想,成为反对社会旧秩序的重要思想武器,虽然来自于西方的人权思想,但是因为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表现在维新派民权思想是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新思想,它和西方人权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它并不在于确保平等、自由等个人权利,而主要是作为一个强国富民的手段。维新派民权思想的形成有其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动因,但更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其中,清朝末年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对中国维新派民权思想的形成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维新派的民权思想,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论证方式却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民权思想么?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民权思想么?没有的。中国历史上只有重民思想,和无君思想,而并没有民权思想。重民思想是从儒家一系演下来的。诗书所称,‘如保赤子’,‘民之父母’……一类的话,可看作这种思想的渊源。提倡得最有力的,自然要推孟子。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为一辈子。把民衆地位抬得这样高。又说:     

论中日战争期间的韩国临时政府

中日战争期间,韩国临时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中国朝野支持下,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加强了团结和联合,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大大扩展,《临时宪章》的修正和《大韩民国建国纲领》的颁布,为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作了法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韩国临时政府的参加中国抗战,壮大了自身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作了军事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开罗会议奠定了战后朝鲜独立的地位。但韩国临时政府却因种种因素未获各国正式承认,也没有成为战后朝鲜复国的正统政府。     

伟大与进步的变革--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距今已有500至700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产生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符合历史发展进程,促使人们文明开化,为继而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对民权思想的认识历程--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民本观向民权观的迁转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开始出现西学东渐的局面,西方的民权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在它的影响下,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进行了改造,民本思想开始出现向民权思想迁转的趋势,并为后来维新派进一步认识西方的民权思想,构建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萨满教与朝鲜族文化

萨满教与朝鲜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在今天的朝鲜族中似趋衰落,但它并没有彻底消逝。萨满教在其漫长的变迁过程中,已和朝鲜族文化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并深入到朝鲜族民众的潜意识之中。即使它或许不再是一种独立的宗教,但其影响仍将在朝鲜族文化的各方面感觉到。全面论述朝鲜族萨满教文化,非笔者力所能及,本文仅就萨满教与朝鲜族文化的关系,萨满教对朝鲜族文化的影响做一大致观照,进而简单探讨民族文化形成的某些规律,以就教于硕学、同仁。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