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诗家李睟光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李睟光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睟光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     

朝鲜古代“文体论”的形成及《芝峰类说》的文体意识

在朝鲜古代文论中,涉及“文体论”的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体论”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从高丽中期直到朝鲜朝中期的李啐光的“文体论”,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李啐光的《芝峰类说》的“文章部”,明确地列出“文体”部分．对一些重要而常见的文体都有所介绍或论述。对《芝峰类说》体例上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研究是李啐光“文体论”研究的前沿基础部分。     

朝鲜诗家李睟光诗论的审美意蕴

朝鲜诗家李睟光以性情、气骨论诗歌的本质,以崇尚唐诗论诗歌的批评标准,以自然论诗歌的表现手法,以摘句评注论诗歌的批评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批评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

朝鲜文人李睟光在其《芝峰类说》中大量引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文献征引入手,从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三个方面,探察李啐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见出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为研究明代中朝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朝鲜许筠诗学对摘句批评的运用——以对朝鲜诗歌的批评为中心

许筠的诗歌理论深是中国诗论影响下的产物,许筠更承传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批评方法,尤其是摘句批评朝鲜诗人诗作,在其诗学批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体现出了他的尊唐诗学意识。     

朝鲜古代“天机论”的形成与发展

韩鲜文论中"天机"这一用语及概念的大体范畴主要借用于中国。在朝鲜古代言及"天机"的文人,涵盖朝鲜朝前期的士大夫文人、后期的委巷诗人及实学派作家等。在中国的"天机论"中,"天机"的概念仅停留在古代艺术理论初级阶段,还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美学思维范畴;但在朝鲜,"天机"概念既没有脱离本来的载体,又在朝鲜朝后期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诗论概念范畴,具有更高层次的美学思想内涵。     

刘勰“辨体”的文体论意蕴及批评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囿别区分”的辨体讨论,针对“谬体”、“讹体”、“变体”、“失体”的蔽端提出“正体”的要求,从“六观”、“六义”、“四法”中把握“体性”、“体势”的内涵和实质,从而使其“辨体”说具有深远的文论及其批评学意义。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起因探析——以“贡女”问题为中心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方式是高丽对元代贡女制度的延续。明初朱元璋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提出和亲外交方案;明永乐时期,永乐帝改变洪武帝朱元璋＂做亲不成＂的不利外交策略为有利的贡女制度,即永乐帝以宗主国皇帝的身份向藩属国朝鲜要求贡女补充后宫。贡女事件的起因和发展都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既是明朝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和亲外交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文体对拟":古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个特点——以古文(批评)家的创作与批评为中心

在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因人而施、随人赋文的"文体对拟"现象:精心摹拟某一作家的文体,并把这种摹拟的文体反施于所摹拟的作家,从而在文体的相互映发、两两相对之中,达到并且强化赞美、悼念、批评、商榷等特定效果。"文体对拟"发轫于两汉、兴于六朝,自唐宋诗人,特别是古文家登上文坛,"文体对拟"更极其盛。而明清以来对"文体对拟"批评、的格外重视,又与唐宋诗文在这一时期受到普遍尊奉大有关系。而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文体对拟"还与古代文学创作、批评中的其他许多现象如论诗诗、"当行"、"以汉人语对汉人语"等在文心与文学观念上有部分的相通之处。     

论朝鲜古代诗学对“江西诗派”概念的接受

在朝鲜古代诗话中、汉诗创作和中国诗话集的引进中,对中国江西诗派有不同称谓,在概念的运用过程中或者直接引用诗话集的过程中,可以管窥到朝鲜古代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情况。朝鲜古代诗学对江西诗派概念的称谓虽然有个别差异(苏黄),但对内涵和外廷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对诗话理论的接受是全面的,在朝鲜文坛上的反响是先褒后贬,二者兼具。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该文以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绩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     

解放区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模式探析——以解放区小说批评为考察对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学批评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批评模式成为主流。这种批评模式以《讲话》作为文学批评的＂标杆＂和衡量文学作品的＂砝码＂,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奉为文学批评的信条,甚至浓缩为＂唯政治＂的一维标准,依据无产阶级的政治眼光、政治思维及政治观念来解读、评判文学作品,追求作品的政治倾向及现实社会效应。生成＂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和＂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两种批评新＂成规＂。文学批评逐渐转变成为文艺界思想斗争的武器,意识形态化规训与惩罚的手段。     

刘勰“体乎经”的批评文体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体乎经",不是为了"励德树声"、"随仲尼而南行",而是为了"建言修辞"、"按辔文雅之场"。刘勰在"体"的层面征圣宗经,所看重的是先秦五经对于批评文体的意义;刘勰禀经而制《文心雕龙》,使得他的批评文本"体有六义"。刘勰对五经之体的尊崇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树立五经之体的"六艺"并标举其典雅和风骨,二是辨析体制(体裁)类别并归纳体貌(风格)特征。刘勰以"体乎经"为理论基础的立体辨体之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文心雕龙》这一批评文体的创制,而且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书写与批评文体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北大古代文体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古代诗学与诗歌史学术研讨会”

恰值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京大学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古代诗学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古代诗学和诗歌史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7月3日至3日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召开。     

船山诗歌文体观探析——以诗歌评选为中心

王夫之的三部诗歌评选在编选与评论上都体现了其诗歌文体观念,本文从诗体分类、诗体发展演变、诗体体裁特征三方面探讨了船山诗歌文体观之内容与特点。     

电视批评的报网互动探析——以“抗日神剧”批评为例

［摘要］电视批评的民间化是电视批评的活力源泉,网络电视批评正是其集中体现。报纸的应和、提炼、引导也必不可少。在电视批评的报网互动中,网络是一个超大回音壁、超级麦克风,各方观点通过网络传递、放大、汇聚、反馈,共同指向和谐的文化生态。由此,在充分利用媒介批评资源的基础上,电视批评的力度及其现实影响力大大增强。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的“气”本论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的“气”本论,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是古典散文以“气”为本论的提出与确立期;二是唐宋是古典散文以“气”为本论的发展与兴盛期;三是元明是古典散文以“气”为本论的承传与充实期;四是清代是古典散文以“气”为本论的深化与完善期。上述四个时期,标示出我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对以“气”本的标树与论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