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福建商人在国内活动探略

明清时期福建商人积极从事国内贸易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明清两代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地方市场和区域大市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东南沿海一带的手工业还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粮食翩花、蚕丝等农产品以及棉布、丝绸、蔗糖、茶叶、烟草等手工业产品的大量投放市场,为商人的兴贩准备了充足的物资,而地区生产原料与消费资料生产的不平衡,又为商人的兴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如明清湖广、江浙等地粮产丰富,但福建却严重缺粮、同时也缺乏棉花、蚕丝等纺织原料,不得不仰赖于外地供给。“故漳泉贩之惠潮;兴化贩之温台…     

明清商业聚落与城镇社区——以徽商为主的分析

明清城镇社会构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杂居和小聚居”。作为开放的社会空间，城镇无论大小，多数汇集若外来移民。移民依据商业活动中心形成经营和居住为一体的商业区。商业区内又以会馆为中心，形成带有地域背景的商帮聚落。商帮聚落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且各自具有相对封闭性，其社区视野往往为地域背景所限，社会管理和公益事业也多为本帮聚落范围内。商帮各有自己的传统活动区域，其在各城镇的势力有强有弱。在某一商帮占据重要地位的城镇，如征商在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地，他们的社会职能有时也会突破本帮聚落，涉及整个城市社会。但就总体而言，明请城镇社会为地域商帮社区所分割，尚缺乏内部的有机整合，带有明显的脱胎于乡土社会的痕迹。     

试论行帮

<正> “行帮”,这里是指清前期出现的城镇手工业雇工的行业性组织。这个名称最初多用于商人的行会组织,如西帮、陕帮、徽帮等。由于这个起源,后来凡是以“帮”称呼的,不管这个帮是小业主、商人的组织,还是手工业雇工的组织,一概视同行会。这是不恰当的。行会是以师傅为主体,包括帮工在内的行业性组织,这是唐宋以来就有的,而手工业雇工的组织则是晚出的,主要出现于清前期,     

试论古代西北文化的地位

在长达六七千年的文明史上,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但是,由于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地区文化就有许多不同,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①西北,这个同高山、大川、“边陲”、“荒漠”、“胡汉杂处”等自然和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区,自远古时代起,就以黄河、黄土高原为依托,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单位和地域文化;至秦汉之后,又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而显示了它与内地不同的文化特色。西北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曾起过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

上海的山东商业行帮由来已久,早在清代顺治年间就与关东帮合建了关山东公所,为最早的山东同乡团体。山东商帮由于长期在沪经商,受上海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影响,民族意识极为强烈。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引发了五四运动。在事关桑梓之际,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不仅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而且站到了上海各商帮的前列,将“保家”和“卫国”结合在一起了。笔者试对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的斗争作一论述,从一个侧面透视上海客籍商帮在五四运动中的斗争与作用。     

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

由于宋代赋役沉重、土地兼并、“贱农而贵末”的倾向和人口增多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破产失业农民。他们组成的流动大军“轻乡危家,远出千里”,在流浪中寻找生机。他们的出路主要有应募参军,应募服役,从事手工业,经商或进入城市,出家为僧,最后一条绝路是沦为盗贼。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比唐代多,相应的是出路和机会也比唐代多。由此部分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同时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宋代社会因为流动而不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清末至民国前期的兰州商业

清末至民国前期,是兰州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由于整个西北(包括兰州地区),清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积累,为兰州商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远较过去开阔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时代步伐的前进,西北同内地的商业经济联系也超过了明清以来的任何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之下的兰州商业,虽然不可避免仍要带有西北市场经济固有的落后与狭隘的历史印记,但这毕竟是一个具有承上启下关键作用的商业发展阶段。对兰州这样一个在西北地区历来具有商业枢纽作用的重要城市来说,这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及特点,无疑在当时是重要的,即使对今天的兰州及西北城市商业来说,也都仍有着若干值得人们思考的借鉴之处。     

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

在商品流通空前活跃的明清时期 ,崛起于西北的山陕商人 ,迅速将势力渗透到山东城乡。鲁西一带由于运河交通的便利 ,成为山陕商人的密集之地 ,鲁西南、鲁西北及鲁中地区也多有山陕商人的足迹 ;他们或设坊开店 ,或长途转贩 ,或建立会馆 ,或设立票庄 ,经营广泛 ,财力雄厚 ,乃至垄断了某些地方的食盐、粮食、棉布、典当、钱庄等行业。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     

土地文化的桎梏——当代河南文学的文化批判

乡土情感属于索价高昂的感情,乡土在给予心灵皈依的同时很可能也在画地为牢.中原地域文化对当代河南文学的桎梏,表现于充满先见的城市书写,不仅致使作家无法深入到城市的腹地聆听城市的心脏跳动,而且也导致无法真实地描摹现代化进程中变化的乡土乡村.同时,由于缺乏形而上的哲思,与现实太近,只有“沉重的肉身”,沉浸于苦难叙述而难以自拔.在当代河南文学里,宗教并未以“信仰”状态出现,还只是以形而下的“器”而被运用,这使我们虽沿着作家的心灵之旅,却一路寻觅不到可以栖居的精神家园.     

从“王渔洋现象”仰视明清山东文学崛起

明清之际,世代交替,社会动荡,王渔洋初以秋柳诗名扬海内,继而被尊为一代诗宗,将明清时期山东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该诗峰以王渔洋为主要代表、由多代众多作家共同构成,可以视为“王渔洋现象”.以“王渔洋现象”为核心,可以分析山东地域文化对王渔洋的培养成长特点,分析山东地域文化与全国文化互动的特点,把握明清之际山东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家族文化、结社传统等特点,以“王渔洋现象”为基因仰视明清之际山东地域文化发展脉络和时空图谱.     

做好扶贫解困工作的几点体会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是黑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在落实国家扶贫攻坚计划过程中，我县依托资源优势，全力打造“黑、白、绿”三色经济，增强了发展活力，收到了较好效果，城市贫困人口逐年递减。特别是自去年实施城市“一帮一”扶贫解困工程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召开全县“一帮一”扶贫解困工作会议，将帮扶工作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之中，作为实践“三个代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加职工收入的重大举措，使帮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已与２４２户结成了帮扶对子，其中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帮…     

边疆治理视角下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研究

清代内地商民前往乌里雅苏台地区,乃随军贸易产物。他们将内地百货贩往漠北地区,同时又将该地区所产牲畜毛皮等贩回内地,并形成了以乌里雅苏台为中心,联络内地与北疆、中国与外部的贸易“丝路”。内地商民的前往满足了清廷对漠北新疆地区征战设治的需要,活跃了各族经济。内地商民与乌里雅苏台地方衙门间存在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内地商民之商业经历了一个从兴到衰,并被彻底逐离的过程,其衰落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代中国北疆治理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商民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清廷管理的不足反过来又影响到这一边疆地区的治理。     

明清福建手工业生产的“外向型”特征

明清时期,国际市场对中国茶,糖,瓷器,生丝、丝棉织品、生铁等商品的强烈需求,国内商品生产发展和商品市场的扩大,直接刺激福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生产在福建手工业中有较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外向型”特征。一、面向海外市场的生产明朝末年,闽北茶区废贡茶制度,革除官场,民间制茶业始兴。清朝康熙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员将茶叶和饮茶方法传入英国,武夷茶由此打开欧洲市场“……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至“雍正六年,厦门正口始设,贩夷洋船准载土产茶叶,碗、伞等货……贩往南洋各地。”市场需求的扩大和增加,促进武夷山制茶业的蓬勃     

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

在上海江浙财界中,浙江系占着优势,而浙江系的宁波帮又遍布于各主要行业,是江浙“财团”的支柱。 宁波商人自古以来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这与宁波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不无关系。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大陆部分一半为海包围,一半为山包围,山多田少,人口稠密,“其土地则沿海平壤类多斥卤,腹境处丛又硗瘠水少,俱不适种植,以故禾稼所出步不足以自赡”。惟丛山深处类多中草药、木材,濒海之地鱼、盐、海味产品丰富。务农不能自给,其他物产资源又缺乏,为了谋生,居民都向外发展,通商于各埠。《鄞县志》记述:该府“生齿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城市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西北城市社会经济及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自汉唐以后,随着丝绸之路作用的衰退,由于政治、经济和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向东南倾斜,我国西北地区城市的社会经济,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缓慢的发展状态。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随着国家政治、军事势力的西进和清季近代化的种种尝试,我国西北城市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相对的高峰发展时期,但进入民国以后,由于战乱和军阀统治,相对东南各埠来说,西北城市社     

“走西口”移民与晋陕蒙毗连带文化圈的形成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三大移民运动之一,以晋、陕为主流的内地农民浩浩荡荡地出"口外",或经商或务农。所到之处,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晋陕蒙毗连带,由于相近的地域、相似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使蒙汉各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具有共同方言、相同戏曲、相近生活习俗以及相似的信仰习惯的文化圈。     

六朝时期的南海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六朝时期连接海洋与陆地贸易的群体,最初因肤色较黑被统称为“昆仑”,齐梁之际始称“南海商人”。这一共同的身份标签,实际掩盖了群体成员之间地域、身份的差异,其中既有异域商贾,也有本国替主人经商的奴客。南海商人概称的变化反映出海商群体结构的变化,是南海贸易发展的结果。经营策略上,南海商人与高僧结成共生关系,这并非完全出自商人的宗教信仰,而是隐含着依托高僧规避盘剥及获取商机的现实考量。高僧与南海商人同行,受其馈赠进入建康,结交权贵可帮助其扩展人脉,营建法事则为其带来巨大商机,故二者交往不绝。南海商人的贸易网络随佛教传播由沿海深入内地,形成通江达海、往来吴蜀、北上青徐的格局,并与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贸易闭环。     

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

明清时期,闽粤商人的活动曾与江南市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活动对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镇经济的繁荣,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 闽粤商人集团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明清时期,其经商人数之众多,商业资本之雄厚,活动地区之广泛,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明人张瀚曾云:“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梃橘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汀漳人悍嗜利,不若邵延淳简。而兴泉地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方位话语的嬗变规律中发现嬗变与自然和社会的响应关系明显.中国历史上早期“西土”、“东土”、“北土”、“南土”、“中土”使用较多,多为地域坐标指示词.在传统社会后期,“南人”、“北人”、“南方”、“北方”的概念使用频繁,贯穿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作为地域文化认同指示词使用得更多的是南北方位用词,多用“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并称比较,地域文化认同色彩明显.宋以后的南北概念更多的是指东亚大陆文明东移后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意义上的南北概念.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等交叉方位词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使用,但作为地域文化认同词汇多是将“西北”与“东南”并称比较.宋元以来,“西北”与“东南”更多是特指华北和江南地区,往往作为另一种中国南北文化认同的方位词.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分析这种响应关系背后更宏观的天地生背景,发现历史上东亚大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气候大陆度增加、生产力背景变化是东亚大陆文明东南推移的环境背景.历史上从早期的“东南西北”并重到宋以来“南北”话语强势,再到近代“西北”、“东南”话语内涵嬗变的轨迹,显现宋以来话语中的南北概念实际是指在整个东亚民族活动舞台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概念.所以,客观来讲以前提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中华文明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华文明的西北向东南方位的推移,此所谓“文明向东”.     

明清福建的官营手工业

一、官营手工业的经营方式 明清福建的官营手工业,主要有制盐、造船、矿冶、印染等行业。 明朝继承前代成法,以官营形式控制福建制盐业。洪武初,明朝在福建设立直属管理盐务的最高机构户部的“福建都转运盐使司”,作为管理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