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昆曲传奇的开山之作——梁辰鱼和他的《浣纱记》

<正> 一梁辰鱼(1519—1591),字伯龙,号少白,自署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他生活的时代,是在明正德至万历年间,正所谓多事之秋:内有严嵩父子专权误国,外有倭寇侵扰东南沿海。一般正直的文人学子,有报国之志,无飞腾之机,梁辰鱼也不例外。据说,梁辰鱼“身有八尺之躯”,虬须虎颧,修髯美姿容。“好任侠,喜音乐”,谈兵习武,“颇著才情”,善度曲,特别于“长套”,王骥德说“梁少白最     

“不时御神”新解

《素问》“不时御神”的“时” ,旧释为“善”。据《诗经》语法 ,认为“时 ,善也”之“善”乃“嘉善”之义 ,“不时御神”的“时” ,当为“识”的音误     

碉生三器中“公”及相关问题的补论

五年、六年琱生簋中的“妇氏”“君氏”分别指的是召伯虎与琱生的母亲、父亲。五年琱生尊中“召姜”即谥号为“幽姜”的“妇氏”,为召虎之母;“君氏”即六年簋铭之“宗君”死后谥号为“幽伯”,为召虎之父。琱生三器中“公仆庸土田”“公厥禀贝”“其兄公”之“公”都可以作“公家”解。其他如“召公”“烈祖召公”应是指召伯虎之祖父。作为宗子身份的祖先死后可以被谥称为“某公”,宗子在世时族内可以他称为“公”,“其兄公”与“召公”之称“公”非以职官故,而是宗子身份的一种体现。     

学会“八借”文起波澜

看山与赏文，人们有一种共同的审美需求——不喜平。为什么？“平”则“直”，“直”则“板”，“板”则“无惊无喜、元趣无味”。游山者为之赏心悦目的是峰峦起伏，为之惊心动魄的悬崖飞瀑；赏文者喜欢的是旋绕于作者笔下的匠心独运、曲径通幽、富于变化。因而，不论是平时还是考试，如果写记叙性文章，应当力求使文章有波澜、有跌宕、有意蕴，     

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日行一善”的力量

<正>辽宁省凌源市实验小学创新德育工作方法，开展“日行一善”特色教育实践活动，十年来，收获了累累硕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知善行善、向善崇善、心怀“利他”之心，用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少年。走进凌源市实验小学，教学楼墙上的几排金色大字十分吸引人“：成就最好的我，让他人因我而幸福；成就最好的我，让世界因我而美丽。”这是实验小学学生的成长目标，也是学校开展“日行一善”活动的底层逻辑。     

告子的“食色性也”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

［摘要］多年来坊间流行把告子的名言“食色性也”说成孟子的话,这一张冠李戴的错误必须认真纠正。与孟子的性善论对立,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其基本观点之一就是“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人性论而言,告子的“性本无善恶”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均于孔子无征。应该恢复中国第一位真正人性论者告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论阎朝隐诗歌之“奇”

阎朝隐作为科举晋升的文辞之士，其诗歌存世虽少，但以“性奇诡”“善构奇”而著称于世，屡屡捉刀代笔，甚至得到武则天的赞赏，这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和政治需要密不可分。在武则天与唐中宗时代的政治高压、粉饰太平和个人晋升的条件下，阎朝隐在诗歌之中借鉴了东方朔的“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来展示其存世之道，借助宴饮应制诗的“丽色靓妆，观者忘忧”来诉求其晋升之由。这也为中国古代文人在仕宦浮沉中找到了一条“光明”之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说“东西”

“东西”一词,大体上包含三种含义。 其一,表示方位。《孟子、告子上》:“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楚辞》:“水波远以冥冥兮,眇不睹其东西。” 其二,表示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厌恶或者喜爱。《青衫泪》:“但犯着吃黄(?)者,不是好东西。”《“友邦惊诧”论》:“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其三,泛指一切物件。《儒林外史》:“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红楼梦》:“有甚么要紧的东西怕人偷了去。”     

《左传》的“吾子”“夫子”和“数词+子”的结构

“吾子”“夫子”“数词＋子”都是与称谓词“子”有关的结构，对它们的考察有助于得到对“子”的性质、特点的更为完整、清晰的认识。从《左传》（并结合其他材料）看，“吾子”是“子”的派生结构，专用于对称，它兼含礼貌与亲昵，主要用于平等身份者之间；“夫子”专用于他称，主要用于下称上，是一种尊称；“数词＋子”的结构一般用于称平等身份者，可表对称也可表他称，这说明“子”仍是名词，不是代词。     

“齐气”解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里,对当时的“今之文人’,即建安七子,进行了一番议论。文中有“徐干时有齐气”一句,这个“齐”气究竟是好是坏,当时不见有谁评说,直到唐朝李善注《文选》,才派定“齐气”是行文中的一种缺点,基本上已成为定论。历来虽也有过一些争议,但争议的焦点,主要不在齐气本身的解释,而是这个“齐”字是否抄错。有人说是“逸气”,也有人说是“高气”,因为古写的“齐”,“高”二字很相象,这只是一种估猜,从阅读古籍的思想方法来看,还是值得议一议的。 郭绍虞和王文生两先生在编印《中国历代文论选》时,对‘齐气”加了一条很详细的注解:     

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奇文两则

一、虎会不给主人赵简子推车 有一次，赵简子（春秋末年晋国的国卿）坐车经过一个叫做单阳的大斜坡，跟随他的属下都脱掉上衣去推车，只有虎会不去，独自扛着戟、一路唱着歌悠悠然跟在后面。赵简子对虎会说：“我坐车上斜坡，臣子们都去推车，只有你独自扛着戟，一路唱着歌跟在后面，不推车，这是臣子侮辱主君的态度。当臣子而侮辱主君该当何罪？”虎会回答说：“死而又死。”     

“学而优则仕”辨

《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段语录,探其原意,实质是谈“学”与“仕”的关系。在“十年浩劫”中,把子夏这一言论指之为“集中地概括了孔丘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并上挂下联,口诛笔伐,“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假令孔子有幸健在,他是要求给予平反的。当然,作为孔子的文学高徒——子夏的言论,也可能师承了孔子的思想,因为《论语·先进篇》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里的“野人”是指在野的平民百姓,     

《诗经》“德音”考辨

《诗经》“德音”考辨刘运兴“德音”一词乃商周习用熟语，于《诗经》中凡１２见：１、《邶风·日月》第三章；“乃加之人兮，德音无良．”传曰：“音，声；良，善也．”笺云：“无善恩意之声语于我也．”２、《邶风·谷风》第一章：“德音莫违，及尔同死。”疏曰：“夫妇...     

严复“筹安”考

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公开批评辛亥革命道:“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并公然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随之,“筹安会”发起,其宣言把矛头直接地指向了辛亥革命,说:“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长此不     

“奡头”小考

鲁迅在一九一一年一月二日致许寿裳信中说:“君此后与俅男语或通讯时,宜少警,彼喜昭告于人,以鸣得意。斯人与奡头同在以斧斯之之迾者也。”这里的“奡头”是谁?我们在注释此信时,曾以“未详,待     

韩国汉文讽刺小说中的“虎”形象探析

“虎”这一意象，无论其作为善的代表，还是沦为恶的象征，在韩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都举足轻重。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它又与古朝鲜和中国古代的地理位置以及民众的图腾意识不无关系。     

浅析《老子》蕴含的“治国”思想

老子认为，“不善之政”是造成人世间的痛苦与不幸的根源，他在批判德治、法治、智治及兵治的基础上，以水喻道，提出了“善”的理念，并阐述了“政善治”的主张。将“道统万物”的思想贯彻于国家治理中，形成了“以道治国”的思想。又遵循“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构建了“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设计了“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