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话本的文人创作与商业生态

明清话本的作者是文人,读者主要是市民,文人作家与市民读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话本的创作.文人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对话本的功能、题材、体制、语言进行改造,市民则通过购买行为要求话本创作适应自己的欣赏趣味与阅读水平.     

话本的叙事对接受的关注与控制

我国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是一种面向市民大众，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唐宋以来，社会发展迅速，都市繁荣，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因而供市民娱乐的瓦舍林立，说话家数繁多，分工细致，各家为吸收听众各逞其能，说话艺术一时兴盛①．市民阶层接受需求不仅决定了话本小说的兴盛，而且，必然的影响话本小说的艺术构成。显然．话本并没有叛逆“寓教于乐”的传统，话本敕事引导接受者驰骋于情节的迷宫与人性欲望的疆界，但总是在道德的边线拉住好绳，以“导总适增”、“劝善惩恶”为己任。一、连材的通味性故事有趣是讲故事吸引人的第一要义。神压异…     

文人介入和盗贼系列话本小说的嬗变

盗贼系列话本小说指的是以盗贼为主人公的传记体话本小说。在它的故事演变过程中,文人的逐步介入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从一开始的文人缺席或无语到最后的盗贼导师,文人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小说中的重要位置。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促使小说中的盗贼品格越来越完善,从而能与社会形成越来越协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小说的发展命运,导致其最终消亡。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多方面的原因,而话本小说从说话艺人创作到文人创作的转变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叙事艺术探绎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叙事艺术经验 ,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 :( 1)确立特定的叙事时空 ,以强化故事的真实性。 ( 2 )撷取闾巷异闻 ,喜谈“蹊跷怪事” ,使故事富有传奇性。 ( 3 )选择“结构核” ,生发故事 ,粘连情节 ,使故事充满戏剧性。 ( 4 )运用科诨玩笑和俚语俗谚等 ,增加故事的趣味性。这些叙事艺术经验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今天的小说创作也不乏借鉴意义。     

论汉代文人的苑囿叙事、都城叙事与俗乐运动

汉代有一股流贯始终的俗乐风尚,这种风尚由皇家总领风骚,并通过乐署的建立而制度化.汉代文人的苑囿叙事和都城叙事对此作了艺术的呈现.     

欲望化叙事与叙事文学指质的再解读

将欲望置于现实生活、人性解放及文学创作等3个层面进行批判与定位,可以揭示欲望化叙事与叙事文学的指质。欲望化叙事中的纵欲追求及夸大描写,只是个别作家文字中的狂欢,既非现实生活的写照,也不是真正的人性解放。它违背了文学颂扬道德伦理学之精微的本质,只能使人性返回动物性,以至毁灭人类。在今天,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解放是将人类从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平均化中解放出来,而叙事文学应当担负起限制欲望、疏导欲望、升华欲望的责任。     

通俗叙事视角下的宋词接受——以宋元话本为例

宋元话本对词的接受遵循着通俗叙事求奇与谐俗的基本原则,其方式主要有以词作为核心虚构故事、以词承担结构功能、以词作文辞修饰三种。从纵向的维度来看,词在通俗叙事中的独立叙事功能很快消退,只起到结构和修饰的作用。这一发展路径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宋词独特的叙事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通俗叙事主要以散语叙事,以韵语抒情或描写的特殊功能分工所决定的。     

汉代文人七言诗的赋化倾向

根据语言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诗由先秦时的四言发展至汉代七言是必然趋势,但七言诗因其“体小而俗”在汉代不被列为诗体正宗,且不以诗名。作为诗体的新生力量,在文人创作之初模仿借鉴汉赋的写作手法、韵律技巧,并最终摆脱汉赋的束缚而走上一条全新道路,为后世的七言诗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渔的人生哲学与话本创作

李渔宣称"行乐第一",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直接影响小说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操纵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他一生广置姬妾,笔下人物大多妻妾成群。其性爱观念主要考虑男人的利益,婚恋小说要求女人无条件地顺从男人。李渔对居室、园亭颇有研究,一生三次修建别业。他把自己置造园亭的绝技与雅好移植到了人物身上,并已明确意识到人物身份、性格与居住环境的关系。李渔出生于商人家庭,具有良好的商业意识与经营能力,晚年转型为文化商人。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靠忠厚起家,凭仁慈发迹,赚钱后享受生活,仗义疏财,决不当守财奴。     

《十日谈》与我国话本

过去读《十日谈》英文译本,发现它的第十天中的第三个故事与我国有关,思想上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近年再版问世的《十日谈》中文译本,关于这故事的主人公纳山的身世和家庭所在地是这样交代的: “凡是到过卡泰周的人,不论是热那亚人也好,或是其他地方的人也好,都说那地方从前当真出过一个门阀高贵、富可敌国的人,名叫纳山。纳山有     

生死之间:北宋文人尺牍中的衰病叙事与生命意识

北宋文人尺牍中多有与衰病相关的叙述,他们或叙述病情,或倾诉病中感受,或分享医药建议。与宋诗相比,尺牍中的衰病书写更真实也更沉重,是文人患病心态的直接流露。尺牍具有非即时性、私密性、随意性、互动性的文体特点,最适宜交流关乎切身、具有一定敏感性且注重情感投射的衰病话题。通过长期而广泛的尺牍交往,文人反复咀嚼着生命的有限性与疾病的苦难,同时也在不断地倾诉中缓解着心理焦虑,甚至进入哲学层面的思考。最终,文人得以从容地面对生死,洒脱地发掘生命的意义,充实其日常生活与审美体验。北宋文人在充分理解了死亡之后,更加执着,迷恋于生命,这种对生死的叙述与超越生死的坦然心态,亦不啻为中国古代文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宋代运河与话本的兴盛

宋代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城市经济特别是运河沿岸草市镇的勃兴,促进了作为平民文化和瓦舍众伎之一的宋代"说话"的产生。宋话本这一市民文学样式,其传播、发展与南渡等运河交通也紧密相关。宋话本不仅呈现了繁忙的宋代运河交通网络,其对运河沿岸市民营生的独特叙事也再现了较为真实的宋代运河都市图景。运河文化影响下的宋话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艺术价值。     

明代文人神仙道化剧创作心态管窥

明代神仙道化剧承继元代神仙道化剧宣扬全真教理论,宣扬隐逸思想的理念。在主题和风格上体现出多元化特征,剧中带有浓厚的主观情绪,或追求以曲明志,或醉心于填词写心,或陶醉于自适解脱,在学仙访道中寄寓了各自的现实理想。     

学者与文人

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逝世,文坛学苑无不震悼。我不禁想起一件小事：８０年代初,亡友杨廷福教授因参加《大唐西域记》校注,客居中华书局期间,曾去干面胡同,拜访钱钟书先生。廷福学长１９５７年被错划右派,在学术界消失多年,钟书先生对他并不熟悉。故交谈...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本文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回顾 ,认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科学态度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实际 ,批判地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当之无愧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立者和光辉典范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修改与洁化叙事

在 2 0世纪 5 0年代至 80年代初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作几乎都作过跨历史语境的修改 ,性是其中最普遍的修改内容。经过洁化处理 ,形成一种洁化叙事规范 ,性开始沦为反面人物的叙事特“性”。这类修改改变了文本释义和文本本性 ,使现代长篇小说付出了意义流失、艺术损耗的代价 ,同时也带来文学史叙述的尴尬。     

论文学的灵性化叙事

灵性化叙事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方法,随着生态保护的加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成为人类的重要目标,灵性化叙事成了世界众多作家的自觉选择.灵性化叙事赋予万物以生命意识,泛神论思想是其叙事的基础.本论文论述了灵性化叙事概念、审美表现、创作状态及灵性化叙事的文学意义与叙事方法价值.     

叙事的意图说与意图叙事的类型——西方叙事理论中国化的新思考

如何使西方叙事学适合于中国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界在理论上不断探索的问题。新的意图叙事学理论是对西方行为叙事理论的借鉴和修正,它基于叙述学是关于叙述人行为的学说,由于人的行为必有其动机上、意欲上的原因,并从中得到解释,故而叙事学也理应从人的行为动机和意欲入手加以研究的认知。将西方行为叙事所排斥的人物及其心理意图引入叙事学,凸显从人物行为意图的视角研究人的行为叙述及其叙述结构的方法。在此理论方法的观照下,以中国古代小说主人公的行为意图为划分小说类型的标准,从寻找小说主人公、确定主人公主体属性、分析主人公行为意图元类型、主人公意图元内人物关系组合类型等方法、途径,最终划分出中国小说的若干叙事类型,这是对中国小说意图叙事分类方法的一次探索。     

"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三个代表"被写入党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具有十个基本特征."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尤其是解放思想的典范,是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即与时俱进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