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与名妓——《花月痕》与《青楼梦》中的情性交流

晚清小说《花月痕》与《青楼梦》被称为＂狭邪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了士人与妓女之间的交往和情感。从而展现了晚清时代士人的宦海沉浮,以及士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生命与爱情的珍重。表面的狎妓,其实包涵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型世言》对晚明市井百相的描摹

《型世言》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晚明光怪陆离的世相以及污浊浇薄的世风，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农民、奴仆等低层民众的苦难和挣扎。小说还生动描摹了晚明社会在浓郁的商业气氛下的各种商人形象，再现了活灵活现的帮闲群体的丑态，可谓是观照晚明市井百相的一面“镜子”。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残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生命价值意识主要指对人的外在社会价值和内在自我价值的看法与追求。《世说新语》反映出魏晋士人的社会意识淡薄,外在社会价值的缺失导致士人内在自我价值追求的降低,他们多沉浸于当下生命体验的过程中,而真正从精神层面表现内在自我价值的自由意志却并没有在魏晋士人身上有所体现。     

野服躬耕：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选择和生存方式日渐多元,但同时社会变迁也带来了普遍的焦虑,乡宦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定位变得复杂不确定。于是他们转而借用其他社会群体的角色来寻求身份之外的价值体现,以野服躬耕的文化装扮游离于隐士、官员、士人、农人、商人等不同角色之间。但晚明乡宦既不会抛弃士人身份成为绝对的隐士,也不会成为全然投身于地方事务的改革家,体现出社会转型期知识群体对自我的困惑和反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商业文明的发展与晚明士林风气的嬗变

晚明时期,商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四民观的转变,唤醒了士人阶层的理性精神,一股新异的思想解放之风在士林中鼓荡。对自由个性的张扬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构成了晚明世俗社会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论晚清政治小说作家

晚清政治小说作家多分布于社会经济文化发达且率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闽粤、江淅和湖广三地.一方面.他们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他们又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文化的影响.自觉地肩负起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使命.从事政治活动是晚清政治小说家主要的社会存在方式.小说创作不过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一种手段,但却适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并对后世文学创作政治化倾向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简析《傲慢与偏见》中的爱情观及女性意识的表现

《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通过对四桩爱情故事的描写,刻画了几种不同的爱情观,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婚姻的价值取 向,其中主人公伊丽莎白的爱情观念是作者奥斯丁本人爱情观的缩影,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封建势力强大的英国乡村,这部 小说所展现出的对追求理想婚姻的可能性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一股清流。     

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一种媒介文化角度的审视

建筑物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明与文化载体,具有媒介的属性,传达着特定时代的媒介文化观念。故宫建筑群不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一家文物藏量丰富的博物馆,它同时是社会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时代变迁中追随着所有权的转换而呈现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透露出不同的媒介文化信息。封建时代的紫禁城在为明清帝王提供必要的居住与临政场所的同时,也作为媒介,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使命,以媒介文化的形式,建构着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系。民国建立,故宫博物院创建,其所蕴含的媒介文化性质、功能亦为之一变,成为建构民主文化的重要力量。而故宫博物院建院过程的漫长坎坷,也正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民主思想艰难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映。     

爱的毁灭与生命真相——杜十娘爱情悲剧初探

杜十娘爱情悲剧的价值意义在于撕开封建社会生命的真相,引起读者对妓女的爱情与从良、"情"与"理"的矛盾与爱情悲剧、爱情与复仇等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哲理性的思考.     

明清小说中婚姻观念与科举的关系探析

科举在明清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明清文人群体与科举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生活、思维、心态,乃至一切与文人有关的事情无不受到科举的影响,其中明清时期的婚姻观念也因此形成了固有模式。查考大量的明清小说作品发现,科举与婚姻关联出现的频率极高,类型固定,而这种婚姻观念也对小说的情节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精明的封建礼教叛逆者形象——《金瓶梅》林太太形象新论

贵族遗孀林太太长期寻求外遇、"四海纳贤"。她的偷情行为既受到内心正当性欲的驱使,又受到明代后期市民阶层反封建礼教思想观念的影响。这体现出林太太对禁锢人身心的封建礼教的反叛。为了保全一位贵族夫人的切身利益,又不失去儿子,林氏并未改嫁,因而只能以偷情的方式来满足其正常性欲,这是林太太精明的表现。林太太和西门庆的交往各取所需,并非前者拜倒在后者的脚下。     

一段佳话终破灭 万般情愫萦心头 ———评高阳的长篇历史小说《状元娘子》

《状元娘子》是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先生的长篇力作之一,小说描写了晚清状元洪钧与风尘女子李蔼如的爱情悲剧。高阳根据史料来源,突破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套路,进行重新创作,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深入刻画,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残酷束缚与压迫。作者运用高超的写作技巧,使小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生动地展现了一幅晚清世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从《歧路灯》看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以政治、经济为考察范围

《歧路灯》是中国18世纪一部现实主义著作,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在社会史学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小说寄言明嘉靖朝事,实言被誉为盛世的清康、雍、乾三代之事——盛世的繁华已经无法遮掩日趋暴露的腐朽,康乾盛世的背后其实早已是危机四伏:政治上吏治腐败现象严重,经济上府库亏空与商品经济冲击并存,这些迹象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上述现象的交合作用,加速了当时社会走向沉沦的脚步,撼动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     

科举制对明清云南社会文化的影响述略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朝产生以来,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科举制在云南发展较晚,直到元代才开始实施,到明清时,才在云南真正推行开来并获得较大的发展。科举制一经实践,便对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民间向学风气的形成、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封建正统观念的卫道士和殉道者——袁盎、薛宝钗形象比较

袁盎和薛宝钗，一个处在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规范逐渐形成并确立起统治地位的阶段，一个处在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规范极度强化并风雨飘摇的时期；他们二人都是封建礼教道德的维护者、卫道者，同时又是封建礼教道德的受害者、殉葬者。他们的遭遇深刻地反映了维护等级尊卑、压抑人性、摧残生命的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规范，从它的开始，就预示着它的必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