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年代背景之谜

今见本《金瓶梅》的故事编年,表面上用的是宋代政和纪年系统,同时又暗含着一个宋代宣和纪年系统,后者又影指明代的嘉靖纪年。《金瓶梅》早稿用的是宣和纪年系统,晚稿用的是政和纪年系统。由于作者未能最后统一修改定稿,因而这两种纪年系统都留存在今见本《金瓶梅》中。从《金瓶梅》文本的年代背景的矛盾状况中,可以鉴别出百回本《金瓶梅》,哪些部分是作者原稿,哪些部分是他人的补作、续作。如果所论不误,这对阅读和研究《金瓶梅》可能会有重要意义。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初探(一)

《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发展史蜕变期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与文化嬗变产生较大影响,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金瓶梅》研究日趋深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引起国外汉学家的注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金瓶梅词话》删节本,齐鲁书社出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点本,香港星海文化有限出版公司出版《金瓶梅词话》全校本,提供了重要版本,促进了《金瓶梅》的深入研究。     

《金瓶梅》作者诸说

众所周知,《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不朽杰作。它上承《水浒传》的传统,下开《红楼梦》的先声,在中国小说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但关于其著作权问题,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1986年,周钧韬发表了《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说》一文(载《江汉论坛》1986年第12期),共计得《金瓶梅》作者23说。笔者在近年来研读《金瓶梅》的过程中,翻阅了多种资料,至今搜检出《金瓶梅》作者共36说。除了周文提及的23说     

《金瓶梅》与齐鲁文化

《金瓶梅》与齐鲁文化栾昌大新时期以来，《金瓶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在关键性问题上，已取得令人信服的共识。这就是，不论《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何许人也，他肯定是感悟齐鲁大地生活，吮吸齐鲁文化乳汁的一位先贤。许多学者认为...     

《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评李时人《<金瓶梅>新论》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股不小的“《金瓶梅》热”,随之而来的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金瓶梅》研究的论文与论著,可谓成绩斐然。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的新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是其近年来《金瓶梅》研究的结晶,也代表了目前《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尤令人瞩目。《〈金瓶梅〉新论》突出的特点是“新”,这“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观念与方法的更新。《金瓶梅》是一部伟大而又复杂的小说,单纯用文学批评的标尺去衡量就难以把握其真正的价值,正如李时人同志在书中所说,“那种对《金瓶梅》采     

明人清人今人评《金瓶梅》

历来评论《金瓶梅》,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作者;二、褒眨。自《金瓶梅》问世至今,人们争论最多最热的是:《金瓶梅》是谁写的?它涉及到作品的人物、题材、主题、源流、民族形式,即真实性、时代性、继承性与艺术的综合运用、传统表现手法诸问题,因而自然会引起普遍的关心。它的讳莫如深,开了     

《金瓶梅》: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一种文化资源

《金瓶梅》与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古代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著,《金瓶梅》问世以来受到历代读者的重视,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争议.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看,《金瓶梅》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章回体长篇家族小说.《金瓶梅》不仅是死角艺术,也是变态艺术,它是一个变态、病态世界的真实反映.通过对《金瓶梅》与20世纪家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伦理叙事以及官商家族小说内在关系的揭示,可以勾勒出《金瓶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对于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深远影响,以及它与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契合形态.     

《金瓶梅》成书三阶段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正> 《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如同《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一样,至今仍是个谜.这里,我提出《金瓶梅》成书三阶段说,同时谈谈我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看法,请《金瓶梅》研究专家们和读者们指正.一、《金瓶梅》原是评话,创作者是评书艺人许多持《金瓶梅》创自"大名士"、"大手笔"、"大文人"之手的学者们,大多低估了我国评话艺人在几部优秀长篇小说中的作用.没有众多的有关梁山英雄好汉们的评话,也就不会有《水浒传》;没有《三国志平话》和其它有关三国人物的评话,也就不会有《三国志     

明代文化背景下的《金瓶梅》创作及评论

《金瓶梅》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但无论是长期的封建政治文化专制,还是“五·四”以来新的文化时期,都没能把它摆在恰当的历史地位上。时至今日,虽然人们生活在新的,宽松的文化背景下,可在《金瓶梅》是否是“淫书”,《金瓶梅》作者是谁,《金瓶梅》产生年代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上仍然产生了许多令     

突破与超越:《金瓶梅》研究的现实走向

本文系统地回顾、反思“金学”近四百年的历史,对《金瓶梅》研究史划分为古代批评时期、现代批评时期和当代批评时期。对新时期“金学”学术模式:实证分析、社会历史批评、文化分析、文(?)本体分析进行了评述,从而指出“金学”存在的欠缺、不足以及对其加以突破超(?)的途径、方法。本文还评析了《金瓶梅》文本批评内在构成的问题,认为《金瓶梅》文本的释义和重构应成为“金学”的首要问题与发展方向。     

全国第三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简况

十一月十目至十四日,全国第三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扬州市举行。联合主办的单位有江苏省月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出版社、齐鲁书社吉林文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徐州市文化局、吉林省艺术研究所、大连市明清小说研究中心、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会、扬州市社科联。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其庸、江苏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陈超、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思明、扬州市付市长出席开幕式。并讲了话。会议总结了新时期十年来我国《金瓶梅》研究的成果和经验。认为《金瓶梅》是一部     

巧合情节的叙事功能——《金瓶梅》叙事艺术初探

笑笑生在《金瓶梅》中设立了许多巧合情节。这些情节是对《水浒传》叙事的继承和创新 ,是我国传统叙事文学创作叙述艺术的典型体现。巧合情节在《金瓶梅》叙事中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 ,突出的表现为叙事的结构功能和叙述功能。     

《金瓶梅》泛解

<正> 《金瓶梅》在明末已被列为“四大奇书”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当时已经问世的长篇小说之中,它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清初人又把《金瓶梅》标举为“第一奇书”,这就不管你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是和书中放肆的性描写有很大关系了。性问题不仅是研究《金瓶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拦在你面前必须先将它制服的一个问题,否则你就过不去。指斥《金瓶梅》是“淫书”,应该说是师出有名的,虽然这个评价未免太皮相了一     

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 ,它描写了主人公西门庆的家庭从拼凑形成到败落散亡的全过程。《金瓶梅》之所以以家庭为描写中心 ,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家和国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 ,也是最重要的。“家国同构 ,忠孝一体” ,家是国的缩影 ,国是家的扩大 ,国这个范围里的君臣等人伦关系、秩序原则来源于家 ,又通过家得到普及和巩固。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国家的基础 ,它的变化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金瓶梅》通过“家”这个窗口来观照“国” ,观照整个社会 ,对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有大量的描写。明末资本主…     

论《金瓶梅》中的商人与官吏关系

《金瓶梅》中的商人与官吏之间有的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有的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但更普遍的是一种金钱买卖关系。官吏以政治权力的不公正使用换取商人的钱财美色,商人用钱财美色购买官吏的政治权力以谋取商业上的暴利和商业之外的社会特权。《金瓶梅》中商人与官吏的金钱买卖关系基本上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与官吏买卖关系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     

《金瓶梅》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中叶以后问世的一部优秀白话长篇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列为四大奇书,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而且也深为日本人民所喜爱。 (一)《金瓶梅词话》的传入日本《金瓶梅词话》的最早传入日本,大约是在江户时代的元禄、宝永(1688—1704)年     

评潘承玉《古典小说名著新探》

《求真与问美:古典小说名著新探》(下称《新探》,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是潘承玉几年来发表的颇有影响的论文结集,分渊源篇、外围篇和内蕴篇三部分。渊源篇属古代通俗小说的发生学研究,探讨古代通俗小说的宗教起源,澄清最早的通俗小说集的本来面目,宏观把握通俗小说发生期的审美风貌,并通过考察一个文学母题的演变揭示其文化意蕴和文化传承。外围篇则针对学术热点“金学”和“红学”中有关《金瓶梅》的伪补本、成书年代、可能作者调查和曹雪芹的祖籍等疑难问题作全面分析。内蕴篇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金瓶梅》和《…     

《金瓶梅》价值的货币文化解读

从货币观念的视角审视货币所引起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不失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金瓶梅》中人物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与审美观已超出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体系,《金瓶梅》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近代货币——文化本质内涵的商业文学,即由以稳定性和道德至上为其精神特征的“发乎情,至乎礼义”、重义轻利的农耕文学,演变为以“寻新求变”和金钱至上为其精神特质的“发乎情,至乎利益,披乎礼义”的重利轻义的商业文学。这种变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性。     

《金瓶梅》苗青命案两回是补改之作

自《金瓶梅》问世以来，研究者和阅读者对其文本的性质和构成便或明或暗地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看法还是不能相容的，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结论”。这一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要想对《金瓶梅》的某一问题做出阐释，回避它、超越它都是不太容易的。作为《金瓶梅》的一个阅读者，我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是常常有所变化的。开始，我以为《金瓶梅》是由某一作家一手创作而成的，只是还未来得及定稿。现在，我仍认为《金瓶梅》是由作家创作的，但并非是由一人完成的。具体地说，我初步认为它是由以下四个部分…     

《金瓶梅》在日本

[一] 《金瓶梅》一书传到日本,最早是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中期,即元禄、宝永(1688～1704)年间(相当于康熙二十七年至四十三年)。据考证,在日本发现的所谓原本,其实并不是原本,也不是原本的手抄本或刻印本,只不过是接近《金瓶梅词话》的版本。而《词话》是按原本《金瓶梅》改写的,即是在我国各地扩散的印本,因为真本早已失传。一、1941年在日本日光轮王寺的慈眼堂发现了一部《金瓶梅词话》,它和1932年在我国山西省发现的《金瓶梅词话》是相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