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逻辑视角下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及其形成路径

在多重制度逻辑情境下,企业和工会通过整合双方目标和力量形成了逻辑关联与制衡,使得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呈现"矛盾中的平衡"的特征.基于"分类—注意力"的运行逻辑,企业和工会在企业利益导向、工会地位导向和关系协调导向下进行互动与融合,并建立起优势互补、动态制约的新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企业和工会通过愿景共建、双向沟通进行多重制度逻辑的整合,并通过监督约束、协商谈判机制进行动态适应,进而实现企业—工会伙伴关系的持续价值增益和惯例更新.为构建灵活、动态和高效的企业—工会伙伴关系,政府应引导和塑造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建设的共同愿景,赋予企业和工会等主体更充分的政策空间和制度弹性;企业主动认同和接纳工会,并为工会参与企业管理提供行动配合和资源支持;工会与企业、员工等不同主体进行互动时应进行整体利益的协调,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社区物权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区物业治理绩效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我们认为源于关联物权的关联密度是影响社区物业治理绩效的更为根本的因素。关联密度=所有关系强度+空间距离+共同体价值+组织连带,这样一种关系式衍生出两重逻辑,即所有关系衍生的制度逻辑: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即业主与业委会之间、业委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空间距离衍生的议题逻辑:影响分布不平衡。这两重逻辑同时嵌入共同体和党政体制之中,产生连带责任。基层政权此时需要根据问题的来源:双重委托代理衍生的合作与冲突、嵌套统合机制衍生的依附与自主来界定现实情境,即根据物业治理主体的四种关系形态:依附—合作、自主—合作、依附—冲突、自主—冲突,来具体决定何时和如何干预,总体上,形成一种自主性吸纳的干预方式。     

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模式变迁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分层模式变化与制度转型的关系。提出由于制度安排的相对独立性 ,在社会变迁背景下 ,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不仅受到经济机制逻辑的影响 ,而且还要受到政治、社会、群体利益、文化以及传统等各种逻辑的影响。制度环境和变革过程决定了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 ,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式变迁中 ,那些在变革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 ,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仍然会处于主导地位。“再分配—市场”的简单二分法和现代化—功能主义的理论逻辑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     

复杂系统视域下公共部门跨部门伙伴关系的圈层逻辑与优化机制研究

组织部门间的关系是最具复杂性、动态性、模糊性的研究领域。跨部门的伙伴关系正以混合组织的形式涌现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囿于“关键能力缺失”“社会问题催生”和“部门边界模糊”的影响，全球范围内，数以万计的伙伴关系正在积极开展。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视角和战略范式，嵌入复杂系统网络的伙伴关系，面临着棘手问题的复杂性、多元主体伙伴配置关系的叠加性、基本功能识别的模糊性等困境。由此，伙伴之间的合理配置与动态协调既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也是实务层面亟须探究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复杂系统理论，通过构建“功能识别—伙伴配置—学习策略”的社会三角关系框架，探究跨部门伙伴关系的圈层逻辑。进一步，尝试分析破解圈层逻辑的关键维度的理论阐释与优化路径：评估跨部门伙伴之间的风险担当与合作能力、关照决策维度与变更过程下的多元伙伴关系配置情境、建立持续性的过程追踪与学习循环。     

府际关系视角下中国政策扩散的运作逻辑——以城市人才引进政策扩散为例

中央政府通过权威调控促进府际学习并推动政策扩散,但其趋同与趋异并存的政策扩散结果背后的运作逻辑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行政集权—财政分权”的制度结构塑造了政策扩散的多重机制：在纵向上,中央政府整体性调控使各级地方政府对标对表,地方政策呈现趋同现象;在横向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使后发追随者基于“恐后”心理学习先进地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趋同,而竞争取胜者为保持先发优势,通过深化政策创新,使得政策结果趋异。“制度结构—府际关系—扩散机制—扩散结果”四个环节形成了中国政策扩散的逻辑链条,多重扩散机制在府际关系塑造下并存且共同发挥作用。与西方政策扩散逻辑不同,中国政策扩散多重机制与异同并存的结果源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并存的制度背景。     

社会历史语境对话多重制度逻辑：一个制度变迁的机理探析——以农地产权“三权分置”为例

制度环境包含不同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制度变迁的机理则可视为既有制度在社会历史语境变迁中形成多重制度逻辑交织的影响。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体系的缩影,也是理解国家治理如何不断现代化的切口。本研究吸收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为例,分析国家进程中若干阶段历史语境变换下的制度功能和结构变换,以呈现这一具体领域下制度与人的互动逻辑。通过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分析,发现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制度情境概念应用于我国国家制度变革分析时,可以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行动者互动作为制度情境的具体诠释。     

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从双重管制到双重放权

城乡经济关系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理解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关键性意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政府—居民、中央—地方双重互动→资源配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式→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顺次决定机制。在该机制中,政府—居民、中央—地方的双重互动是影响城乡关系的本源性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政府—居民、中央—地方的互动方式各不相同,相应的城乡关系也就具有差异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地方的不完全分权与政府—居民的不完全分权相互叠加,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拉大。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约束条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而政府—居民、中央—地方的双重互动也面临着从不完全分权走向完全分权的使命。唯其如此,才能形成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城乡均衡的利益分配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差距收敛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通过对广东省茂名、湛江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现象的实地考察,选取拖罗饼、笪桥黄瓜干、化橘红中药文化和吴川月饼等典型案例,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产业发展中不仅可以表现出新的功能,而且可能形成不同形式的新的结构,以一种新的结构—功能作用于现代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从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开始,通过企业化运作,逐步实现规模化,而且还可以在不同产业中以不同的形式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和区域现代化产业集群,拉长"非遗"项目的产业链条。     

供应链视角下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优化

产业集群组织结构优化是集群升级的前提,集群内企业间的"供给—需求"上下游联系是运用供应链进行优化的基础。通过供应链模式对集群内网络结构进行改造,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等进行战略合作构成一条供应链,与其他直接竞争者、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生产者构建的供应链展开有效竞争,企业间竞争转化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依据核心企业不同实力集群内构建出多梯队的供应链,竞争水平和层次将获得提升,在不同的运作战略、模式和供应链管理下,集群网络结构得到优化,并进而带来集群产业组织的优化,最终实现市场绩效的提升。     

地方企业集群制度变迁的演化论解释——以浙江模式为例

从“社会—经济人”假设出发,以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结合格兰诺维特的弱嵌入性概念、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可形成一个地方企业集群制度变迁的演化论分析框架。文章认为,中心边缘处自由市民群体的形成,是浙江模式起源的成因;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中,以家为中心的血亲关系是强关系,家以外熟人社会圈中的义务—期望关系则是弱关系,人际关系的强与弱,在地方企业集群形成中,则逆转换为强集群和弱企业。     

互补-综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整合的重要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互补—综合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与具体情境下,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之间通过发生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互补作用和影响,融合成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服务的总的力量的活动过程。互补—综合是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整合的重要模式,它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系统结构优化、功能提升和效果增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系统内部和外部各种关系的协调。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互补—综合模式的构建,要处理好现代资源与传统资源和现代资源与未来资源的关系,要注意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和资源间的联接性,要做好同一资源的多种功能之间的互补—综合和不同资源的功能之间的互补—综合。     

制度成熟与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

制度成熟是一个绝对性与相对性内在统一的概念,制度成熟的理论型构可从价值性能、治理功能、结果效能与生态适应等维度渐次展开。制度成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表现为:一方面,制度成熟奠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制度存设的工具价值即在于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遵循了结构功能关系的原理,制度运作的实践趋向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渐进成长;另一方面,治理能力现代化映射制度成熟的高度,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展现制度设计的完善,治理能力的优劣体现制度运作的目标,治理能力的绩效反映制度优势转化的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改革、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唯有实现制度成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均衡适配,促进制度成长与能力增进的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     

文化产业集群机制与转型升级的行动逻辑

在对集群机制若干文献予以梳理的基础上,综合文化产业自身特质,受经济社会学关于集群研究"嵌入性"网络范式以及布尔迪厄在"文化生产场域"论述中关于"限制性生产"阐释的启发,提出一个以"两翼推进"与"五星共建"互动为标志的运作模型,对文化产业集群运行机制与内在的转型升级行动逻辑予以分析。"创意"与"服务"的统合是文化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根本所在,它们之间是并行互补的关系,二者共同致力于服务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构建。推进现代文化产业集群与文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发展,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生产性服务外化和资源共享的效率分析——基于马尔科夫过程的制度优化机理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密切。但简单地扩大生产性服务的比重,并不一定能够达到促进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目的。通过深入企业集群内部,运用马尔科夫过程模型,对制造企业自营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外化形成的专业服务企业的运行指标进行机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必须注重系统优化设计;优化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将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外化成立专业的服务企业,且企业应该形成一定的集聚,进行符合集群特点的、较为标准的服务运作;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出发,应当营造有利于专业化服务企业生存和发展,并且形成集聚和资源共享的制度环境。     

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财税法促进

随着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打造高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成为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进路,探究促进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财税法路径兼具理论意涵和实践要义,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鉴于当前我国数字产业集群发展面临创新策源能力不足、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问题突出、区域分工统筹指引工具缺失等现实困境,应深刻理解数字产业集群的特殊性,展望和探索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化产业集群,理顺财税法促进手段的基础逻辑;根据该特殊性和财税法本身特点,综合运用鼓励促进和限制禁止二元措施,融入“数字产业”“产业集群”“财税法”三大核心要素。建构具体制度时,需要把握建构重点,并基于“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制度”维度加以设计。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制度的逻辑与悖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和制度安排是在一定的历史情境和制度环境中发生的,有其内在的逻辑.医疗服务市场中的权力分配格局决定了我国医疗保障模式的选择应遵循公共财政+科层制度+市场机制的逻辑.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公平性、可及性和费用问题与制度的逻辑定位和逻辑悖论有关.医疗保障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的主导和适当干预.     

制度正义之逻辑建构

制度正义是制度的正义性与制度化的正义的统一,因此制度正义不是制度原理与正义理论的直接结合,而是从制度特性—制度伦理—正义原则以及内在关系的融合上进行逻辑建构的。     

产业集群中的可信承诺及治理——基于非对称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关系资本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产业集群中非对称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关系资本视角就关系资本如何维持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可信承诺进行了理论研究。研究认为,关系资本投入的增加显然会有效提升核心企业(配套企业)承诺的可信程度,是维持承诺可信的有效机制;进一步地,关系资本的投入与背弃承诺的赔偿金水平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两者共同维持了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承诺的可信。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市场治理、关系治理与科层治理三维(经济纬度、社会纬度、行政纬度)互补架构形式的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承诺可信治理体系。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非均衡性感知的研究综述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是领导和成员之间通过不断的互动产生的结果,因此双方之间的关系应该被共同感知.现有的研究表明领导报告的关系质量和成员报告的关系质量之间存在较低的相关性.本文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非均衡性感知的影响因素、形态特征、测量方式等方面做出回顾和述评,并在关系非均衡性感知的形成机理、影响机制,以及中国文化情境下的特征和效应等三个方向对此领域的研究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