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总杂 善于摹拟──关于江淹的拟诗与其文学观念

本文选取江淹拟诗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对其《效阮公诗十五首》和《杂体三十首》进行了比照分析。发现江淹拟诗明显带有向汉魏缘情诗风复归的特点,同时也表明文人五言诗的地位日渐提高。在拟诗这一诗歌现象中,江淹拟诗无疑又是对前人拟诗范围的进一步拓展。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诗歌发展到宋末已开始出现多元发展的势头。     

“桐台”释义考辨

对江淹《步桐台》诗中＂桐台＂的解释,至今尚不明确,出现了＂梧宫＂、＂章华台＂、＂萧嶷所登之桐台＂等多种说法。本文对历来的诸多训释逐一进行了考证和辨识,通过江淹诗文创作的地点、时间及诗人行迹等,排除了上述解释的合理性,认为诗中的＂桐台＂应是江淹由荆州奉命北上途经桐柏山时所登的一个供游览宴饮的台。     

论宋诗中的庐山景观描写

宋诗中描写庐山景观有两种描写方法:或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地理方位与形势,再逐渐细化到某一处或几处;或在纪游过程中描写景观高远、深远与平远之美。描写山峰与瀑泉往往运用夸张、比喻、拟人、联想等手法,题咏寺庙诗有一点扩散法与铺垫中点出法。庐山景物诗中生发议论,表现了宋诗好发议论的特征。     

《江雪》与《帆》之比较研究

柳宗元和莱蒙托夫都是世界文坛上著名的诗人 ,他们的诗《江雪》与《帆》是人类有缺陷的世界放射出来的理想之光 ,使人产生永远追求的力量 ,是矛盾的人生开放出来的心灵之花 ,使读者在静观之中看到诗人对理想的执着与渴望。这两首诗在写作手法上既有相似之处 ,同时也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下面我们就进行一下比较。　　一、《江雪》和《帆》从表面上看都是描写自然景物 ,实际上是有缺陷的世界放射出来的理想之光　　《江雪》共四行二十个字 ,然而 ,作者却描绘出一幅自然风景的画面。相比而言 ,莱蒙托夫的《帆》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则显得用的笔墨…     

“高密二李”与高密诗派诗学观

李怀民与李宪乔昆季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其诗论构成高密诗学主体,其创作主导了高密诗风。面对诗坛长久以来笼罩的春温气氛,李氏昆季希望以寒士真声撼动诗坛风气。在诗学上,主张尊崇古意,力避时俗;并将"诗中有人,发抒真情"的诗学观贯彻到诗歌创作中,使主体之情融于客观景物描写之中,在情与景的感发之中生发出言外思致,于平淡处见深厚至味。从"高密二李"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可窥见清代诗歌由初期推崇清远到中后期崇尚沉实之风的转捩,而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意义,是诗心对文化一统更大程度的挣脱。     

清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清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的考察.上述三方面,最终展开了诗气之论,使古典诗气论在多维空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     

论陆游写景诗的人文色彩

山水景物是陆游诗歌的一大主题。陆游赏景时带着强烈的主观情志,每逢会心之处便诗兴勃发,故景无巨细、美丑,皆能入诗。陆游写景经常联想到与景物相关的人文活动,尤以绘画与诗歌为多。经过此种联想,自然景色便接受了人文精神的投射。陆游览景常会思及与之相关的古代人物,故写景诗中的江山风月无不打上人文历史的深刻烙印。此外,陆游的写景诗中也经常闪现今人的身影,景物与诗人自身及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密切相关,故多情思勃郁之佳作。总之,陆游的写景诗具有特别浓厚的人文色彩,这是陆游对古典诗史的一大贡献。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本质所在的阐述,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表现的考察.在上述三方面宋元诗论家都继续拓展、充实与深化了对诗气的论说,是古典诗气论系统的一个重要传扬阶段.     

略谈杜甫自秦州入蜀山水纪行诗的艺术特色

以描写山水行旅为题材的山水纪行诗,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到唐代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唐以前的山水纪行诗,经历了由客观景物状貌的精工描绘到融情于景的发展过程。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虽以描写景物的清新、幽美使“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黯然失色,却难免于贵族士大夫流连风景、模山范水之短;继大谢之后,以写山水诗而著名的谢     

类书、总集误收颜延之诗文辨正

《海录碎事》中误辑、误引颜延之诗文句十二则,《诗渊》中误辑颜延之佚诗二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中误辑颜延之佚诗残篇三则。其中多数都是把江淹的拟作误系于颜延之名下,有少数属于文字讹误和文句颠倒。此外,严可均《全宋文》据《艺文类聚》,误辑颜延之文一篇。有必要进行考辨厘正。     

李清照婉约词论略

以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44岁南渡为界,李清照词创作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政治背景、生活环境及人生遭际的不同,李清照前后期词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也因之相异。但其词作之抒情性、象征性、含蓄性,以及结构宛转、语言清新、好用叠字,尚故实、协音律等婉约词特点,则一以贯之。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大历诗风向齐梁复归中的女性介入——以升平公主为中心

大历诗风向齐梁的复归过程中,女性的介入是一个关键.唐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凭借女主身份,乘天宝以后声色绮靡渐兴之势,对其驸马郭暧门下大历十才子的创作风气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升平公主对绮丽和雕琢的崇尚,去除了儒家正统价值观念对诗歌的附着,使诗歌回复到审美主义的本体.这种超功利的审美主义倾向,与梁陈宫体诗的宗旨是一致的,对于乱后诗风审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来说,升平公主对绮艳风气的引领,破除了传统雅正观念影响下的诗坛对于追求至美的欲念的约束,使文人的审美意识能够更加广阔,审美视角更加多元,对诗坛的风气和文人的心灵都是一种解放,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元和诗歌部分风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屈赋“炎神”考──关于炎神、炎帝、神农、黄帝的文化人类学诠释

依据屈原《远游》的炎神描述,并对诸多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及古越语等方面的考察研究表明：炎神是神,炎帝是人,屈原笔下的炎神是左丘明笔下炎帝所崇拜的神灵。神农炎帝是一个漫长的时代,姬黄和姜炎都是神农时代之末从炎帝氏族中成长起来的人物。稻作文化及长江文明肇始于南方,迄今已有一万余年,并在八千至六千年前向中原传播。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诗论》所评“童而偕”之诗研究

《诗论》将《关睢》等七首诗评为“盖曰童而偕,贤於其初者也”,提出了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关睢》等七首诗的共同特点是,这些诗都是反映青年男女生活的作品,青年男女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而知道与人和谐相处,学会将自己的行为与礼相谐。七首诗始於《关睢》之礼,终於《燕燕》之独,出於一严密的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