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再造及重建分析

重新建立村落新型共同体、适度调整乡规民约的内容以及程度,保证乡村村民和精英分子都能够有效参与到其中去至关重要,能够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神人共享:一个闽北村落庙宇的历史变迁及其权力意涵

福建邵武坎头村惠安祠的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宋元之前,经历了明清时代的变化,一直延续至今。惠安祠的祭祀空间与神明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文化积淀的结果。与之相应的祭祀活动已经融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活动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地域社会的性质、内部关系、权力网络及其历史变迁。从惠安祠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唯有将民间信仰的研究置于宽广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的地理空间之下,从社区生活内部的长期历史和文化因素的视角出发,才得以更好地理解传统时期中国民众的心态和村落日常生活的转变。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英文)

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在此背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农村妇女才可以像男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样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点,以深化认识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中国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促进了同性恋身份及其身份社区的出现。本文根据在成都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本地语境下三种男同性恋身份——“飘飘”、“同志”和gay的形成和变迁。尽管今天成都的男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上述三个身份称谓，但是三个称谓隐含了不同的文化参照和政治内涵。笔者认为“飘飘”身份在本地的同性恋历史传统和现代同性恋身份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同志”身份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同性恋者的表现形式从行为向身份的转变，促进了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壮大。     

浙江农村社会发展的现状特征和态势分析

８０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斯：以工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格局替代了单一的传统的农业经济，同质同构的村落社会逐渐解体，一个多元化的、城乡一体的新型农村社会正在形成。考察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一变迁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促进传统农村社会变迁的因素、机制的分析，为加快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思路。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通过对浙江农村社会在过去几十几年中的变化过程的考察，分析了浙江农村社会发展的现状特征及其态势，以其为研究探索传统农村社会的变迁过程提供一个实例。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主要问题——基于华中某镇12个村村干部的访谈

以村干部的立场为视角,本文试图探析当前村民自治运作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样本来自华中地区某小镇的1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验表明,经历环境变迁和政策调整之后,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生育、维持社会稳定、上传下达与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转移支付不足以应付村组运作,农民难以整合以及实际运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是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主要问题——基于华中某镇12个村村干部的访谈

以村干部的立场为视角,本文试图探析当前村民自治运作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样本来自华中地区某小镇的1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验表明,经历环境变迁和政策调整之后,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生育、维持社会稳定、上传下达与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转移支付不足以应付村组运作,农民难以整合以及实际运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是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挑战:理解中国——访英国城市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王斯福博士

王斯福博士(英文原名Stephan Feuchtwang)出生于1937年,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后在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从1963年起致力于中国问題研究。现为英国城市大学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并在伦敦的“中国研讨会”担任主持人达十余年之久。近年来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变迁》、《日常生活与贫困的生产》、《关于大陆中国的“迷信”问题》、《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等等。     

乡村振兴视域下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及其创造性转化

乡村振兴,文化是魂。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文化价值的体认与创造性转化,不仅是该流域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支撑,而且对于该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此,应深刻挖掘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的精髓,在保护村落文化的同时,探寻传承发展村落文化的路径。要加强制度化建设,建立“活化”分层体系;以创意元素“活化”传统村落文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以村民为主体,提升村民参与村落文化价值体认与创造性转化的积极性,以实现黄河流域传统村落的振兴。     

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变迁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城市社区的功能、职责、权力关系等都发生急剧变迁,并且伴随有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中国社会当下处于转型期,经济体制的转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等给社区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为了适应转型期多元化的发展要求,城市社区应建立高效的社区发展体制,完善规划体系。本文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转型中社区的变迁产生的若干问题与矛盾。并对其原因进行剖析。     

“工具性”色彩的淡化：一种新健康观的生成与实践 以绍兴醴村为例

国内学术界目前还鲜有以医学社会学作为理论视角来探讨当下的医疗、疾病与健康问题。本文基于长三角一个村庄的调查材料，试图从医学社会学角度来讨论当地村民从新中国成立前至今“健康观”的变迁过程。通过新旧健康观的描述与对比，文章主要考察了新健康观变化的内容与动力。村民日益赋予健康以一种崇高的价值，健康观中原有的“工具性”色彩正逐渐淡化。由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新健康观生成的最大动力，而国家在其中的直接作用则非常微小。本文认为，健康观是观察现代化的一个角度，也是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新窗口。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探讨

主持人:以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为视角来透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并进而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7月12日至14日,数十位专家学者,汇聚南昌,对宗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主要围绕宗族的治理功能及其现代变迁、宗族及其结构与活动、宗族、派系与村干部的选任以及宗族与民间社会、经济等主题进行。     

从熟人社会到弱熟人社会——来自皖西山区村落人际交往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

熟人社会”理论虽被广泛应用,但由于一直没有相应的指标来测量,故逐渐被刻板化。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皖南山区自然村落的人际交往关系为分析对象,从强弱关系的视角,重新测量发现：自然村落内村民之间的网络依赖于间接连接构成;强交往关系中存在大量孤立的个体,而且整体网络断裂的风险也较高;弱交往关系中基本上不存在孤立的个体,其整体网络断裂的风险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然村落内的村民之间也难以熟知,本研究将这个社会特征概括为弱熟人社会。     

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变迁、主线及方向

乡村治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村社合一"阶段"、政社合一"阶段"、乡政村治"阶段"、三治结合"阶段。70年的乡村治理变迁历程表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由间接到直接的转变,二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三是乡村治理的模式——由"管治"到"三治结合"的转变,四是国家与乡村的治理关系——由"汲取"到"给予"的转变。同时,有五条鲜明主线贯穿整个变迁历程: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统领、以平衡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为内容、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需要、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为旨归。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需要紧扣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治理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论析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论析·郑镇日常生活，是人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活动世界。由于人们对之过于熟悉，因而很少人对其内涵和社会功能等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哲学家发现，人们日常生活的自在自发的状态，对人的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现代化有着严...     

“稳定”的心理建构：乡村中老年教师集体身份认同与流动趋向的历史叙事

本研究以内蒙古东部的一所原国营农场小学作为个案，深入探析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乡村中老年教师的流动趋向、特点及其原因，结合历史变迁和地区发展的视角“理解”其在多重情境中的人生抉择。研究发现，在管理体制改革、单位制变迁、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国营农场的中老年教师基于体制性身份、合法性身份、专业性身份的交叉建构，历时性地衍生出包含生存保障性认同、情感认同与依恋、专业效能感与自我认同三元要素的集体身份认同。该身份认同是单位成员基于紧密的社会共同体，因集体利益、集体意识、集体情感联结汇合而成的价值倾向与情感归属。最终，三元集体认同合力推进了中老年教师群体以“稳定”为内核的心理建构，解析了少有人关注的乡村中老年教师留守现象。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当下，本研究对于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村民社区参与现状与模式研究——以北川县擂鼓镇灾后重建为例

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民社区参与关系灾后重建的质量与效果,但现实的参与状况并不理想：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村民参与存在参与内容少、积极性不高、效果不佳,“公参与”同“私参与”边界模糊,村民参与形式与模式单一等突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审视,有利于更好地引导农村灾后重建以及我国以社区理念为指导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实践。     

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多元化进路——“中国历史上的移居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2年10月22—23日,第十八届中国社会史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移居与社会”在线上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移居、宗族与家族、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日常生活、医疗卫生、水利社会、边疆民族、乡村治理、灾害治理、匪患治理、城市变迁、商业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议题多元、问题意识鲜明、方法多样、理论和史料不断拓展,是一次高质量、学术原创性突出的学术盛宴,推进了中国社会史的总体研究。     

弱社区记忆下的村庄权力结构--赣中山区一个自然村落的个案调查

社会实证 村落的稳定与发展是实行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也是我国制定农村政策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在谋求村落的稳定时,不能忽视外部的宏观社会背景,更不能忽视村落自身内部的权力结构。研究这些权力结构以及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对于理解村落的组织运行、自身稳定以及未来流向是大有帮助的(肖唐镖,2001)。     

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

2 0世纪初以来 ,国家政权建设就是我国现代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前半个世纪 ,由于不能消除赢利型经纪体制 ,各种国家政权试图进入乡村社会的努力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新政权成立以后 ,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国家政权直接深入到乡村社会之中 ,实现了政治的一体化 ,虽然摧毁了旧的经纪体制 ,但也毁坏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村民自治则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 ,通过它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