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冲突走向融合:天人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哲学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在当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的时候,有必要梳理中西两种自然观,以重新审视“天人关系”,重新定位现代“天人关系”,并求得“天人之际”的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科学发展观对“科学”自然观的否定

科学发展观与传统的“科学”自然观不同的是，后者认为自然只是实现人类发展的工具以及人类进行理性统治的对象，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简单的技术理性的统治关系。前者则坚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社会的和谐必然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之上。科学发展观对“科学”自然观辩证的否定，要求应该正确看待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类的主体地位，在实践活动中做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正确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最终实现生态共同体的完整和美丽。     

论“双碳”文化的建构

“双碳”目标的实现除了需要资本的引导、科技的创新、能源结构的调整等措施外,更离不开“双碳”文化的支撑。“双碳”文化是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思想武器。从“双碳”理念、“双碳”价值观和“双碳”行为规范三个维度构建“双碳”文化,培育和践行“双碳”文化重在知行合一,要求人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实践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发展。     

梭罗“爱的共同体”中的生态思想解读

梭罗生态思想是在多重背景下的建构，其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即对人与这个地球上“共同的居民”相处的思考。梭罗的“爱的共同体”承认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展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相生的美好愿景。因此，在这样的共同体下，我们重读梭罗的生态思想不仅有助于探寻梭罗研究的新途径，而且对于当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化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奥尼尔的“母神”信仰及对当代和谐社会建构的意义

在“父神”上帝死亡之后，奥尼尔试图重建“母神”信仰：对“大海母亲”的信仰与对“圣母玛丽亚”的信仰。前者重建人与自然的精神性联系，后者中蕴涵着“爱”与“宽恕”的价值追求。此二者对处孕“人和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建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即造就“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天人关系”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

“天人关系”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所在,它不仅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的体现,它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儿女孝顺是老人长寿的关键

闻听好友说我是“大美人”，狂喜。可为表谦虚之意，便惺惺作态重新注释一遍其含义：“大”——我的个子大；“美”——心灵美；“人”字自不必说。这样显得好听点。     

“地方剥夺”、“地方依附”与“地方记忆”——21世纪辽宁生态文学散论

21世纪辽宁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视野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实诉求上,缺少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展开文学研究的生态批评。21世纪以来,生态批评浪潮得到深入发展,“地方意识”是其建构过程中极具价值的因素。萌发于白山黑水的辽宁文学创作一直携带着“地方”基因,并在“地方剥夺”“地方依附”“地方记忆”这三个维度中呈现着辽宁生态文学的思想流变和叙事经验,旨在唤醒一种具有生命共同体价值的“地方意识”,培育人类对环境的生态责任,促进人与自然的绿色互动。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构建生命共同体：“两个和解”思想的当代生动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和解”思想是关于人类本身、人与自然之间和解关系建构及至实现和谐共生发展的科学指南。新时代构建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是对“两个和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坚持，是对“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辩证关系的科学诠释，是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和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中国方案。以构建生命共同体为视角深化“两个和解”思想的研究，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蕴。     

上天有好生之德

“生生之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生命,更表现为生生不息、和谐有序的深层次含义,尤其在儒家的世界观里,宇宙的本质即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动态过程。中国自古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仅充分体现出主体性,同时也生发出“民胞物与”的极具包容的博大情怀。天地有四时,人体亦有春夏秋冬,以人道应天道,才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应循之道。     

从“断裂”走向“融和”：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发端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因其“唯我独尊”、“崇尚科学”等特性,导致了入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对话”的“断裂”;当今的社会已进入了对话的时代,对话时代呼唤着交往关系的“融和”;对话时代的到来,对话思潮的发展同时激活了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从朱光潜“接着讲”——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以“意象”这个概念重新解读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的美学。本文认为，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趋势，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历史趋势。这两个方面都集中表现为二位先生对于“意象”的重视和研究。“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的契合点。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美在意象”的理论。中国当代美学本应从朱光潜“接着讲”，但是没有这么做。５０年代开展了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朱光潜美学被不加分析地整个儿撇在一边。朱光潜的批判者（例如李泽厚）并没有真正克服朱光潜的美学，从而也没有超越朱光潜的美学。这就要求我们回到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等人）的美学，从朱光潜“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突破，是扬弃，是创造，是发展     

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的当代生态价值解读

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孔子的“爱人及物”思想和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所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仁爱”为一切生命原则．热爱生命、敬畏自然、惜生及物和悯人爱物;二是以完善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强调君手人格的培养。孔、孟“仁爱”思想的当代生态伦理价值体现在：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境伦理道德意识;有助于形成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能够弘扬“仁爱”精神,重视生态保护;有助于培养君子生态伦理人格,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故而诗作具有人与自然融溶合一的浪漫情怀。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存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价值哲学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联袂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批判了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旧哲学的唯心主义倾向，同时全面揭橥了新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新哲学之“重要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是新哲学逻辑展开的基本架构。其中的许多思想价值对我们共襄中国梦这一宏大叙事多有启迪。今天，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因此，认真研究这一经典哲学文本，这对我们着手进行的工作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